丁宁宁

一九九五年春，理论界的朋友们一方面陶醉于十多年来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忧心忡忡。在学术研究业已商品化的今天，要想在花花绿绿的各种刊物中找出几篇切中时弊的严肃文章，恐怕不比在熙熙攘攘的白沟市场上选中几个真正的意大利名牌手袋容易。因此，为了对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问题进行一点科学的探讨，除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般规范外，还必需对一九七九年以前改革理论先驱者们的文章有所了解。顾准所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是作者长期冷静思考的结晶。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例，而且其中的一些结论直到今天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长期以来，“绝对贫困化”问题实际上不是被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而是被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的。这种态度不仅伤害了许多好人，其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硬把“绝对贫困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合法性的依据，则在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一旦“绝对贫困化”在学术上受到了挑战，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怀疑。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绝对贫困化”的提法来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讲过什么“绝对贫困化”。作为一篇基于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的研究成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科学性无可置疑，但恩格斯并没有打算把“绝对贫困化”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他在此书再版时所写的跋，则指出了该书出版以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某种改善。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时指出，调节工人工资的规律不是铁的，而是有弹性的。虽然他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有一种压低工人工资的倾向，但同一本书中关于利润率降低趋势的论述则提示，工人阶级通过有组织的斗争，可能分享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文明成果。一百多年来的史实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从长期来看，的确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普遍工资水平，而不是压低了它。顾准认为，“后进国家的低工资使它们的物价便宜，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成为“后进国家得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这与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后发优势”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原始积累时期“绝对贫困化”现象的描述，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尽管社会制度不同，过度积累的消极后果，也有可能反映到部分居民的“绝对贫困化”上。大跃进以后不少农村饿死人的教训，近年来见诸报道的“血汗工厂”及童工、女工的悲惨遭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是对的，但政府不能放弃救助低收入阶层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特别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如果弄不好，也有可能转化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出于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顾准没有能够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积累模式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指出了斯大林关于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中存在的矛盾：“把这个不能分割的社会生产之流，分割其中一部分称之为商品生产，另一部分称之为非商品生产，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就被支离割裂，无法理解了。”这正是理解传统计划体制下积累模式的钥匙。农产品的低价格决定了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工业制成品的高价格导致了工业的高利润，利润的计划转移进一步增加了重工业的积累，从而使重工业自我服务型的经济增长成为事实。这种积累模式虽然在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中已经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但其内在的深刻矛盾不只是造成了农业的凋敝和工业的低效率，而且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不管是由于起点低，还是人口增长过快，传统的积累模式没有使中国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行，其政治前提是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献身精神，以及政府极高的行政效率。这是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宝贵遗产，但我们却没有加以珍惜。反科学态度的大跃进及其后果，动摇了农民对政府的信赖；文化革命过度的政治斗争，则破坏了干部队伍的理想和纪律。这是传统计划体制在我国过早天折的根本原因，也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中国得以顺利起步的重要因素。从研究角度出发，还应当指出社会主义积累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无论是苏联，还是改革前的中国，在工业化的努力中，从与西方贸易的比较优势中获利甚少，劳动力低廉得令人难以置信。对这种封闭发展模式的批评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然而在纪念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不妨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苏联、中国采取德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说，难道一定是一件好事吗？

原始积累不可能没有代价，只不过有些代价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有些则体现在外部罢了。苏联、改革前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积累率特别高。问题在于，这种特殊积累模式带来的高积累率，并没有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换句话说，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付出的代价过高。这就牵涉到一个积累效益问题。积累率高，积累效益不一定好。以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为例，当年的积累率高达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但那些形形色色的土高炉、反射炉，对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甚至对重工业自我服务型的增长都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为了维持一九五八年铺下的全民办工业的大摊子，一九五九年的积累率超过了百分之四十，直到把国民经济拖垮，被迫进行强制性的调整，积累率一直降到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十左右，才慢慢恢复过来。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积累效益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备战考虑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据统计，改革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三分之一放在三线建设上，人员、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但工厂建在山里，投资成倍增加。建成以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军品任务越来越少，生产民品则成本过高。迁出来吧，花钱可能比建个新厂还多。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关于经济结构扭曲造成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九八O年世界银行中国考察报告中有详细的分析。改革十五年来，经济结构扭曲问题并未得到缓解，在某些方面反而更严重了。在放权让利的总格局下，各级政府重点投资、低水平引进的耐用消费品生产线，无论是洗衣机、电冰箱还是电视机，都有好几百条，最后有效益的每种产品不过一二十条线，其余的生产线大量闲置，积累效益何在？耐用消费品生产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加上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迫使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积累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问题在于，如果积累效益得不到改善，这样高的积累率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吗？

关于后进国家工资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问题，顾准举出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即美、加、澳类型。“其特点是广阔无垠的新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它使工业一开始就不能不实行高度机械化，产生了福特主义、泰罗制度、产业合理化等一套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未见过的东西……”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不利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而且还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人口的超前增长，是一切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经走了一个大弯路。从人与耕地的比例来讲，解放初期的中国人口已经足够多了。如果从那时起中国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以后的问题就会好办得多。但那时中国人多子女多福气的陈旧观念，在劳动创造财富的新理论下得以发扬光大，三十年的人口增长超过了欧洲、北美人口的总和。不讲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仅是人口政策失误这一条，就将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降低了一半以上。当我们开始认真抓计划生育的时候，耕地与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生态环境崩溃的边缘。教训是十分惨痛的。劳动创造财富，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称之为劳动。在称之为劳动的人类活动中，也并非所有的劳动都创造财富。现代生产劳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是人与机器的结合。所谓机器，抽象来讲就是资本。没有资本积累，现代生产就无法进行。主张多子多福的人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人本身首先是一个消费者。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年限内创造的价值不足以支付他一生的消费，就不会有积累产生。不将这个道理讲清楚，则每个人都认为社会有义务养活自己，而不去问问自己是否为社会尽到了责任，提供了积累。我国人口增长还要持续二十年以上。届时，中国将进入老年化社会。如果我们目前不能在劳动力比较年轻的时候加快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技术、资本积累，二十年后，中国将面临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与希腊、罗马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相比较，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其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大不一样。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与此相适应，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根据顾准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自治市，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组织资源一直集中在政府内部，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很差。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军，往往一开始就模仿它所反抗的那个政府的官僚组织制度。就连近代的太平天国，虽然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动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计划体制下的强制积累，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这一体制未能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就运行不下去了，其原因也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改革以后，随着中央行政权力的削弱，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中模式的积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过，事情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出现了什么多元化的民间投资主体。投资积累的主体仍然是各级政府。这种分散了的政府主导型投资积累模式，没有解决投资额约束问题，又增加了一个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那些所谓的民间投资主体，都与各级政府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摆脱政府控制的努力，在乡镇企业中也很少取得成功。这种由各级政府控制的、分散的、低效益的投资积累模式得以存在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过高的储蓄倾向。不管西方人如何不理解，高通胀、负利率条件下储蓄的高速增长，维持着投资积累的高速增长，支撑着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九十年代以来的这种增长格局能否持续，取决于老百姓对储蓄的信心。中国历史上与政府相对应的组织资源是家族。在国民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的条件下，家族有可能扮演投资积累主体的角色。海外华人财团的崛起已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家族扮，演这一角色，要求政府能够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各级党政机关纷纷办“实体”的情况下，政府能够履行这一职责吗？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算起，二○一○年以后中国将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老年化以后经济起飞的先例。留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只剩下十五年了。如果目前这种高积累、低效益的增长格局继续下去，中国将丧失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行列的又一次机会。诚然，自顾准写下“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顾准所说：“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中国改革的办法是相当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胜过一打戈尔巴乔夫的五百天计划。然而，经验主义的消极面，是压制科学批判精神的发展。因此，我们改革队伍中的某些朋友，也患了一种“史官文化”病。他们或许是出于文革时期派性斗争的经验，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总是遮遮掩掩，不愿进行进一步的剖析，总怕“给改革抹黑”。殊不知，由于中国传统的习惯势力之强大，那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事情发生是不奇怪的，一位醉心于改革的朋友担心：如果现代企业制度这服药再不灵，那可怎么办呢？这说明奏折条陈式的改革理论研究已经走到尽头了。理论来源于实践。不对改革实践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归纳、升华，理论就枯竭了。而要对改革实践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改革者就要首先剖析自己，不要陷于种种既得利益的包围之中。人口老年化到来之前的十五年，是对这一代中国人自信心和智慧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高速低效、危机伺伏的国民经济，一个行政协调失灵，市场秩序初建的经济体制，一个信仰发生危机，又被金钱搅和得全民浮躁的社会，政策选择是十分困难的。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危机本身就是一条出路。恐怕也只有危机才能重新振奋那股已被渐进式改革消磨掉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宗教般的热忱，没有激进派的偏执，历史上哪会有成功的革命？然而，谁敢说中国不再创造奇迹呢？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七日晚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