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

郑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的日记自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至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即郑氏二十三岁至七十九岁，延续五十六年，仅小有缺佚，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劳祖德整理，列入中华书局的《中华近代人物日记丛书》，计二百十八万字，二千九百余页。

郑孝胥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应分别对待，作不同评价。但盖棺定论，当看他最后的大节。

辛亥革命之前算第一阶段，郑氏既是杰出诗人，又是主张维新的政治活动家。他才思敏捷，一八八二年乡试第一，长期在张之洞湖广总督幕中，深受器重。张之洞称赞他的诗“沉雄宕逸，簿书旁午中而不损其高雅之趣，此为无匹也”(日记1899／2)。清末名流蒯光典说“苏堪如魏晋人”把他和王鹏运并举。因而著名学者李详赠郑诗有“一世风流魏晋人”之句(李详《学制斋诗钞》三)。郑孝胥的旧体诗甚著声誉，一九O八年评论家陈衍在北京出诗人榜，未设第一名，而列郑孝胥为第二名，评云：“恨无长篇，否则可为第一”。榜中陈三立列第三，陈宝琛第四。李详说郑氏与散原老人“如禅家之有能、秀”。而散原曾举郑氏两句诗说自己“终不能为”。(1916／10)

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在政治上主张维新，赞成立宪。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地方上办了不少洋务。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光绪曾召见他。四天之后，军机大臣面奉上谕：“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以道员候补，(与江标)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1989／9／9)。政变发生，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死难，江标永不叙用，而同时被任命的郑孝胥却未受任何处分。十月六日日记云：

今日王稷堂言，有参黄仲、江建霞、张菊生及余者。又有言拿问张季直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被累为耻者，则士君子尽矣！”余所同召见者张荫桓、谭嗣同，所同被旨者江标，今皆败。余虽未斥，度非久当出国门矣。

这样的表现，很有气节。他还参加了祭奠林旭、私诔四章京等活动，都说明郑孝胥当时确有无私无畏精神，值得称赞。以后他在张之洞手下任洋务局提调，两广总督芩春煊又调他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率军驻广西龙州。他筹粮饷，开银号，办教育，派当地子弟到上海或出洋留学。一九O五年赴沪定居，从事路矿、金融、新闻、出版等事业，应该说是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后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未到任而清室灭亡。

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年，是郑孝胥生平的第二阶段。他誓忠于清王朝，甘为遗老，并在溥仪小朝廷中任职。但他始终以上海的海藏楼为根据地，写诗卖字，与沪上文人墨客文酒往还。尽管政治上思想上应当归为封建余孽一流，但他文学(旧体诗)艺术(书法)上的造诣与贡献，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是不可磨灭的。这二十年的日记，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郑孝胥在当时文化艺术界的地位，我们从胡适之先生对他的态度可以略见一二。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胡适来访。”十月十八日记：“访胡适不遇。”是胡先生先去拜访他。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记：“高梦旦与胡适之同来，胡求书其父墓碣。”同年五月六日记：“徐志摩、胡适之来观作字。”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胡适之赠北京新出土‘唐仵君墓志。”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记曹蘅约东兴楼午饭，座有胡适之。胡先生这天日记亦记此事，云“座上有柯凤孙(八十二)、郑苏戡(七十二)、江叔海(七十五)、杨子勤(锤义)诸老人。”胡先生日记中虽无议论，无疑是把郑孝胥当作文化界前辈看待的。

可惜这位文化界前辈老人不自爱惜，九一八事变后跑到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当上了“满洲国”总理。由“一世风流魏晋人”变成封建遗老，再一变沦为卖国的大汉奸，这就是郑孝胥一生的最后结局。从一九三二年到他逝世的一九三八年，这七年的日记中，再也看不到海藏楼中友朋酬唱诗酒流连的场面，而是整天被日本人包围，与日本人周旋，为日本人写字，给日本人作有关“王道”的讲演，陪日本人一起照相，等等，一副穷形尽相的傀儡面目。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则坚决反对小皇帝去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儿皇帝，始终不到伪满任职，以逊清遗老终其身，郑孝胥与他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和溥仪一样，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奴才，郑孝胥开始就遭受屈辱。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记：“驹井(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实即操纵郑的人物)怒，出不逊语，咆哮而去。”两天之后记云：“宪兵言，出入人等皆须稽查。……午后，筑紫又来，告以驹井无礼及宪兵监视情形。”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记云：

询余何所不便。余谓：日满官吏偏重不均。今国务院满洲不足三十人，而日本百数十人，无怪人民之不信也。

但尽管如此，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辞去总理职务，郑孝胥作为汉奸始终心安理得，自我感觉良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所记对他儿子的话可以为证：

吾忆平生：辞边防，裁督办，抵上海，一乐也；以上(指溥仪)出

德医院，入日本使馆，二乐也；今建满洲国，任事三年，辞总理，

三乐也。从此以后，终不入官，乐亦足矣。

实际上，郑孝胥不论入官与否，始终身为伪满重臣，从最后结局看，历史对他是决无恕词的！

郑孝胥不像李慈铭，他的日记未先存有留给人看的念头，故而记述主观思想和客观事件都比较真实。他交游广泛，日记亘五十余年，涉及的人和事极多，是近代现代史料的宝藏。大事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博仪出宫、伪满洲国建立等，日记中都有不少可供参证的资料。日记中对于人物及环境的描绘，也引起读史者的兴趣。如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见李鸿章后记云：

中堂颀然，赤面白髭，望之甚伟。声亮而和，谈吐颇有条理。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见文廷云：

号强识多学，庞然肥黝，眉目轩豁，谈吐甚似晦若(于式枚)。

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记拜访乡试座师宝廷云：

先至书厅，几榻殊草草，旁列残花数盆。奴仆羸敝，院落静无人声。雨后莓苔初生，湿土中渐作绿意。有顷，竹坡方出，服敝服，裂处露棉几尺许。

清流派人物、“江山九姓美人麻”的宝竹坡之清苦生活如在目前。而郑孝胥笔下显宦徐桐的府邸，则另是一番景象：

厅中书史环列，中悬姚伯昂联，左右壁则门人颂德之文，院体，书以金笺，大率皆已掇巍科者。盖京师以鼎甲为重，若其文翰，则俗弱鄙稚，无入目者。(1883/4／2)

两则日记成为鲜明对比。李慈铭为人猖介，好发脾气，日记中亦有反映，如称“其人褊狭，故诗境亦如之”(1890／6／30)。同年十月一日又载，诣下斜街长椿寺，二席中七人，李慈铭在座。“于座间忽怒，亵语谩骂。余与隔席，不详何语也”。《越缦堂日记》缺光绪十六年以后部分，盖为樊增祥取去，故无从比对。郑孝胥对于书法的见解，如谓“包(世臣)极推邓石如，然邓甚俗”(1913／10／16)，又称“赵叔油滑入俗，不可为训”。(1919／2／26)他虽不写篆隶，但这些评价都不同流俗，颇具卓识。

日记中的记述有可补订史实者，如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记：“阅报，黄仲进呈南皮《劝学篇》，奉旨须行各省。”目前有的近代史著述称，戊戌政变之后，张之洞为了表白自己不同于康梁，撰写《劝学篇》进呈，以取宠于西太后。据日记，则此书之进呈在政变失败之前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日记：

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日剪发，以昭大同。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钦此。

郑本人即日剪去辫发。由此知清室退位以前已有剪发之令，后来一般认为遗老必留辫子，实属误解。郑孝胥本人以遗老自居而不拖辫子，其原因亦可理解了。

日记中所载也有个别地方出于偏见或传闻失实之处。郑孝胥与散原老人原为至交，一九三七年夏北平沦陷，散原老人忧忿卧病，拒绝服药而死，表现出崇高民族气节。郑氏竟然也忝颜表示哀悼。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记：“散原以八月初十日(9／14)疾卒；为之怅惘久之”。二十六日又记：

访仁先(陈曾寿)，共悼伯严。四子唯一子侍疾，即清华教员(指寅恪先生)。其第五子(指隆恪)在广东，七子(指方恪)在沪。其一未知在何处。

十月十三日又记：

昨闻傅治芗言，散原之子在清华为教习者，于散原卒时不开吊亦不服丧。有周君来信，欲仁先等素善散原者作书劝之。

不开吊当由于北平已沦为敌占，故不举行，符合散原老人意旨。不服丧则不确。郑氏具有敌伪偏见，从语气可见，故而如此说。寅恪先生一俟七七四十九天期满，即于十一月三日全家抽身离开北平。当时傅孟真先生用李振万化名写信给家住天津英租界的我，由我转款项给寅恪先生。后又来电报嘱我转告陈先生：“必由沪港行”。陈先生过天津南下，我曾到英租界驳船码头送行。先生身穿灰布袍黑布马褂，陈师母头戴白花。以后隆恪、登恪两先生过津，先父设宴饯行，我也侍坐，两先生皆身穿孝服也。郑孝胥一九三七年冬到北平，十一月十五日记：“至姚家胡同吊陈伯严之丧，见彦和、彦通，赙二十元。客皆未至”。所谓“客皆未至”当指未开吊。此时寅恪先生已离平，估计即使在北平，也不会出面接待。一九四五年日本乞降，寅恪先生作《漫夸》咏伪满之覆灭云：“收场傀儡牵丝戏，贻祸文殊连国名”，而诗之首句“漫夸朔漠作神京”下注称：“海藏楼诗有句云：‘欲朔漠作神京”，即针对郑孝胥而加以斥责也。(据郑氏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日记，此诗为寿陈宝琛八十五生日，原诗作“天”盖化用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中“天回玉垒作长安”句。)郑氏往吊唁时，登恪先生尚未南旋，日记未提到他，谅亦未见郑。

我与郑孝胥年辈迥隔，从未谋面。但一九三二年以前五十年间日记中他所接触和提及的人物，不少是我的家人亲戚和父执师长。郑氏与他们的交谊深浅各异，毁誉亦不相同，但我读这部日记依然感到某种亲切。这些人中，有我的曾祖父(周玉山)祖父(周澄之)、叔祖父(周缉之、周立之)、父亲(周叔)、伯父(周梅泉、周仲衡)、叔父(周祥五、周章)、外祖父(萧应椿)、岳父(邓守瑕)、亲戚(张士珩、李直绳、李次武，方石珊、袁克文)、师长前辈(尉礼贤、方地山、毓清臣、温毅夫、张玉裁、唐立庵、柯燕聆、朋友(邵心衡，当作恒，郑的孙女婿)。日记中对人一般称字，或附以名，唯独袁克文直呼其名，盖以示敌视之意。

一八九O年在北京任内阁中书时，七月二十九日记：“早班周澄之来，玉山之子”。盖同官内阁中书也。萧应椿之名则见于日记中所录经济特科榜。周叔与郑氏在天津于友人宴会上数度晤面，曾乞写对联，并以所印《恧庵印存》、《屈原赋注》及影印唐人写《阿弥陀经》相赠。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记：“毓(清臣)名廉，乃唐元素之友，今在周叔家授徒”。毓为毓贤之弟，所云授徒，即担任我们弟兄的塾师。毓虽为唐晏之友，实不如唐之有学识，在书房中我只见他看的是高头讲章之类。

郑孝胥与邓守瑕诗酒往还，与周立之、梅泉叔侄更是作诗的朋友。周立之青年时被目为“风流才子”，郑氏一九O二年即与之相识，称其“颇有才调”。(1902／11／13)三十年间两人在各地酬唱甚多。周梅泉是诗人、数学家、集邮家，一九二O年在上海始与郑相识，遂成莫逆。周在遇郑之前已于其“所作七律多能背诵”。(1920／9／7)郑于周诗亦多激赏。据日记记载，二人过从甚密，有时天天见面。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记周梅泉约夜饮，座有“梅泉之子农叔”，当即以后成为著名数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从兄炜良。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记：“周梅泉来，言今日送其第二子游学英国”，即后成为著名翻译家之从兄煦良。又曾记周梅泉为子娶妇，即后任山东工学院教授之从兄震良也。被陈衍目为“咸同间一诗雄”的江叔(名，一八一八——一八六六)，郑与周皆酷嗜其诗，而其集流传甚少，且缺佚不完。周梅泉(题陈叔通所藏江叔手书诗卷)(《今觉庵诗》一)有云：

忆从拔可(李宣龚)乞残帙，欲觅全豹无由窥。冷摊三卷落吾手，疑有诗魄阴扶持。

“冷摊三卷”语甚简略，郑氏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日记留下了生动叙述：

周梅泉来，谓余曰：“吾已得江叔诗集矣！吾行四马路，小书摊主者忽谓我曰，‘君欲看苏州人诗乎？吾取视之，即《伏堂诗》也。

大惊异，以小洋六角得之。”余检其续集，拔可示余者乃初印本，只一卷。此本凡四卷，后有绩溪胡澍跋及其弟澄诗。知叔没于温州，有遗腹子一。余方选其诗未毕，叔有灵，乃以其续集三卷献余案头耶？其魂犹欲不朽，其可哀矣！

周梅泉藏有焦循《三礼便蒙》手稿，郑孝胥曾手钞石印出版。

从郑氏日记我还踪迹到两位并不知名而我想了解的人物。其一是先父所藏一副篆书对联，据云作者乃当年在青岛的邻居，署名郑荣。郑孝胥在广西时一九O三年七月十九日记：“答郑朴孙荣”，下注“营务处文案”。联上用印恰是朴孙二字，当即此人，十余年后到了青岛。另一人为陈鸿鑫，天津人。我购得其日记残帙，考出姓名，而不知其字。(见《关于陈鸿鑫的日记》，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新第三辑)郑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记向仲坚邀晚饭，“座有……陈敬侯(天津)，今管理特别一区。……陈贯一(浙江)为英领事署书记员，译有《法西士主义》一书。陈敬侯亦居意大利甚久，谈专制之政，然陈犹谓恐墨索利尼终致失败”。敬侯当即陈鸿鑫之字，其见解固远较郑氏为开明也。

关于周玉山，一九O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广西记：“阅上海报，周玉山以周生有案，大为众诟”。三月二十六日记：

阅上海各报，至二月初七日。周玉山因署中有伪札委大通督销之案，斩家丁岑某，如将以灭口者，异哉！

两事皆不知其详。一九O六年八月八日在上海记云：

昨闻(沈)爱苍诵南京白字(话？)诗曰：“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金陵旧游处，瓦石响丁当”。吴人嘲周馥之作也。

首二句言其全无科名而自幕客晋升为署两江总督。周袁俱为李鸿章下属，而周长于袁二十二岁，起初地位亦在袁上，于袁为前辈。周玉山对于袁世凯的仕进可能起过提携作用，所以周逝世时他的小女之婿亦即袁世凯的第八子袁克轸挽联称，“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唯公最早”。下联又有“略行辈为婚姻。”之语(见《周懿慎公荣哀录》)，说明联姻为破例，其间不免于政治因素，故诗中特别标出亲家之句。“瞎子”两句当是嘲其无所作为，凡事听命于北洋。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门周馥条亦云：

余初不知馥能。已亥李鸿章出视河工，疏调馥参赞。疏中举其学行志节，几过曾胡，余默识之。未几，馥任川藩，时与计事，则一昏黯庸下人也。而仆从需索，几步李瀚章后尘。余忆鸿章疏，至失笑。

费氏所讥，与诗中所嘲相同。然周馥协助李鸿章办理北洋新政，既多所赞画，又躬亲其事，甚得器重。其晚年所著《负喧闲语·处世门》云：

(李)文忠尝告人曰：“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

所引李语当非虚构美化，李鸿章更不可能赏识昏黯庸下之人，郑孝胥日记中亦谓沃丘仲子之书不免有道听途说也。

周作人《饭后随笔》中回忆在江南水师学堂作学生时事，一九O六年见到两江总督周馥。“周玉山的印象”条说他“站在体操场上，穿了棉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末尾说：“实在那一天他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叫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此条一九九五年六月承马艳红同志检示)

本书整理者劳祖德，笔名谷林、劳柯，博雅多识(参看于飞《绿窗下的旧风景》，载《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这部书的整理水平，为近年来同类书中所罕见。如改正原稿笔误之毕士厘为单士厘，即可说明。然二百余万字的手稿，劳氏钞录标点，个别错误终所难免。谨就所见者拈出，以供读此书者参考。

第4页几处“湘乡”应作“湘阴”，指左宗棠。66页“免半月读”当是“半日”。1763页王定庵应是王静庵。2040页罗之经应是罗子经。2091页毕士澄应是毕庶澄，谐行在当作诣行在。2198页静元应是隐元。2203页正藏院应是正仓院。2231页《愈野堂诗》愈当作。2315页“赐陈、朱、胡、陈各一千元”，第二陈字应作郑，即郑孝胥本人，其前三人则依次为陈宝琛、朱益藩、胡嗣瑷也。2424页平田骐一郎应作平沼。2509页杉村永吉、2510页杉村永治皆当作永造。一九七三年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参观出光美术馆，此人曾负责接待。2563页《弘道观记》观当作馆。2626页“干秋”乃千秋之误。总之，误字不多，校对堪称精审。错误多在日文专名，当由不谙日文之故也。

学殖荒落，愧不能文。谨以读书札记纪念傅孟真先生百岁诞辰。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写成

附记此文原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稿之约。寄去后，以“体例不合”理由，婉言退回。一九九五年四月自美返京，《读书》编辑部乐为刊布，庶几我纪念孟真先生之初衷亦从而得遂也。

(《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一九九四年六月版，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