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可

常听到有人抱怨：时下译书少了，但洋概念却越来越多，每每读到那些写满这类概念的文章或书籍，都不免产生一种跟不上潮流的“落伍”之感。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对此一直深有同感。日前又在《读书》上读到雷颐《背景与错位》(一九九五年四期)，更感到有些话要说。

记得十余年前讨论文学批评方法论时，也是洋概念、新术语满天飞，但很多人并不感到惊慌，因为尽管在谈文学的文章和书中出现了诸如“增熵”、“耗散结构”、“反馈”之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却可以马上找到一些最新翻译出版的原著译本来谈，心里自然也就踏实了。可今天只见新术语而不见其所本的中译原著，不免使我辈找不到原著、即使找到未必解读懂原文的人惶恐。有时想，这番景象的出现莫非真有某种“知识／权力”的潜在“话语模式”在其中暗自操纵吗？

想起了朱光潜等前辈，他们虽学问大得不能再大，却也在征引外来术语、创立自家新说的同时，老老实实地坐冷板凳译书。这样的好处之一，就是逼得自己老老实实地说话，使用的那些概念术语准确不准确、贴切不贴切，毕竟有译本原著可供人们查证、辨析。考虑到在文化交往如此繁密的今天，想要完全排斥外来术语已不可能(也绝无必要)，所以，我以为除了大规模地组织译书以外，像汪晖先生倡导而《读书》杂志正在做的“语词梳理”工作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