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霖

早晨七点钟，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我很纳闷：“这么早，谁来电话?”

拿起话筒一听，传过来一口标准的无为京腔：“王先生，早——”

原来是丁先生。他是甲午海战中著名的爱国将领丁汝昌的后人。我这次来台湾，他无为的乡亲托我捎信给他，一来一往，彼此也就熟识了。

我在台湾两个月，接触的人虽说不少，但我乐意与之攀谈的却不多，丁先生即其一也。因为他不富有，所以没有一般富豪的骄人气焰；因为他是世家子弟，所以待人接物，进退有仪，一派正宗的古礼古风。他多次回大陆，对海峡两岸的政治体制、经济特点都非常熟悉。和他谈话，能全身心地投入，决不会有“隔”的感觉。

“王先生，今天你准备去哪里?”

丁先生这一问，可真把我给问住了。已经去了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去了孙中山的国父纪念堂；已经去了南港的胡适公园……如此台北，我还能再去哪里?

“我来给你安排，今天去看梁实秋的墓，好不好?你是文人，对这些地方肯定会有兴趣的。”

既然是墓地，那肯定不会在市内，那就要车去，要人陪，手握话筒，我一时沉吟无语。

丁先生热情地介绍：“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梁实秋的墓在哪儿，我只知道他大约埋在李登辉总统的家乡淡水一带。们可以一路问过去，从阳明山走，既能看到于右任的墓，又能看到林语堂的故居。”

这真是挡不住的诱惑。这好比是诱我钻入时空隧道，重新回到三十年代，去一一拍击那些大师宅第的门环。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现在就得走，再迟了就塞车，我来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