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

1982年初，一个瘦小的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从遥远的厦门来到北京。当他拿着厦门大学毕业分配证明到国家统计局报到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是在这以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的一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才熄。

1991年11月，一篇署名国家统计局的题为《对三年治理整顿的反思与回顾》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文章在对治理整顿以来大量的经济数字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治理整顿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具有权威性的总结，并提出：治理整顿已经可以结束，留存的问题应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解决。文章一出，震动了中国经济界。中央采纳了文章的建议，同年底，宣布了治理整顿的结束。

这篇文章的主笔，就是那位瘦小的青年——邱晓华。

邱晓华，这位12年前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年仅36岁，已是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高级统计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著名青年经济学家。

1989年10月，邱晓华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一

统计工作面对的是大量枯燥单调的数字，它是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通过统计特有的方式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和分析，形象地说，如同用一把梳子，将由各个地区和部门汇总来的浩繁纷乱的数字梳理成有条不紊、一目了然的统计指标，去伪存真，从杂乱中找出规律，以数字语言和统计图表的形式为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参考和决策建议，向社会公布让人民监督。

刚到统计局，邱晓华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本《中国统计年鉴》的编辑工作，这使他对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有了系统的了解，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数字开始活跃在脑子里。1984年之前，我国统计工作是封闭型的，大量的数据经过处理后便被锁进铁柜之中，邱晓华和他的同事都感到这非常可惜，应该让它们在统计工作这一环节为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邱晓华是个有心人，在工作中他开始一点一滴地丰富自己。帮助老同志抄写材料，他看完题目后，总要先在心中想想如果是自己该如何写，然后再认真看一遍老同志写的材料，从中找出差距。自己写的材料经过老同志修改后，他不是立刻照抄，而是细细研究，体会用意，接受启发。老同志打电话谈有关经济问题时，他就侧耳聆听，学习老同志如何把握政策。在参加工作的前5年，邱晓华放弃了所有的业余交往和娱乐，每天工作学习12个小时以上，常常到深夜才回到宿舍。

他的刻苦努力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周围同志的赞赏，他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当他在对各种指标系统的把握和统计工作的熟练程度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后，目光开始深入到那些纷乱的数字背后去探寻它们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从中找出发展的规律，发现问题，开始了他具有实证性的经济研究。邱晓华的这一发展和他的同事一起为我国统计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国统计工作从封闭转向开放，由单纯报帐式的统计到深入的研究分析，并主动向决策机关提供决策建议，这一质的变化，可以说始于邱晓华这一代统计工作者。1993年10月，邱晓华随统计局长向李鹏总理汇报工作，李鹏总理向另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介绍时说：他们对经济非常了解，可以说他们是统计学派。在每月的总理办公会上，统计局总是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可见中央领导对统计工作的重视。

邱晓华说：我不是才子型的人，天赋可以让人看出差别，但是刻苦带来的差距是无法估计的。

二

改革15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抚今追昔，用感慨万千来形容决不会过分。但有一种变化不知是不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我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中，一大批学历高、年纪轻的干部已进入具有决策领导权的岗位，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观察敏锐。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充满活力，与他们的存在有着重要关系。

邱晓便是其中之一。

1987年，为加快改革进程，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之中，结合我国国情，中央制定了“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这一决定性战略的形成，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份报告可以说起了重要作用，一份是国家计委王建提出的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报告，另一份，就是邱晓华题为《我国农副产品出口的情况、问题和对策》的分析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邱晓华提出了沿海农业必须以走外向型道路为主的观点。他认为，沿海地区农业资源丰富，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上，很难提高其应有的价值，必须通过走进国际市场，才可以增值。农业是我国创汇的主要源泉之一，1986年以前37年间，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3.3％，可称半壁江山。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水平低，农副产品出口一直难以向高档次、高附加值转化，与其他国家比，出口同样数量的产品，我国换汇率却低得多。比如出口一吨大米，泰国可换汇520美元，而我国只能换312美元。因此，邱晓华提出，沿海地区农业资源好，农民素质高，商品意识强，发展农业宜走高附加值生产的外向型道路，提高出口，不仅可以解决我国农业发展外汇不足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可以腾出大片的国内市场让给中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此论一出，中央领导倍加重视，成为制定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材料，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

三

邱晓华思想的敏锐来自他刻苦学习的积累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专注。这种刻苦和专注使他能准确地解析各种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发现正面效果后面不能忽视的负作用，并且提出具有预见力的观点和建议。

1983年，邱晓华在对农村联产承包制进行了调查研究后，提出农村的改革单纯用“分”和“包”来进行是不完善的。一是公益性的事业无人负责，一部分人如五保户、困难户失去了社会的支持；二是一些需由社会来做的事也在“包”和“分”字下被忽视了，如种籽培育、病虫防治、水利、道路建设等，而这些方面对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有足够的后劲关系重大。在所写的报告中，他分析了“统”与“分”的关系，提出在联产承包制下，要注意“统”与“分”的关系。几年后，这一矛盾日趋明显，1988年，中央提出了统分结合的政策，实践证明了他建议的正确。

1987年，邱晓华到福建进行调查后，发现沿海开发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已出现了负作用，由于一些本不该支持的产业也享受了优惠政策，加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对此，他提出了应由地区优惠政策转为产业优惠政策的建议。1993年国家产业优惠政策的提出，已运用了这一建议。

在对中国经济的追踪分析过程中，邱晓华研究的角度逐渐由对具体经济政策的分析转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转变之后，邱晓华的才华得以充分的显现。他在一系列文章和发言中见解的新颖、角度的独特和大胆的阐述，使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确立了自己不同他人的地位。

1988年，人们在为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苦恼，在8家新闻单位组织的经济效益纵深行座谈研讨会上，当人们在为应制定什么样的措施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而争论时，邱晓华独辟蹊径，大声疾呼：政府应注意的是宏观经济，而不应去干预具体企业的行为！他认为：一，企业千差万别，如何能找到一个衡量标准？二，企业是独立的，盈与亏应由企业自己负责；三，在企业承担办社会的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益是望梅止渴；四，企业是具体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当前经济改革的新时期，企业的经济行为以市场为转移，与政府的目标偏差拉大，政府如再以企业为中心抓经济效益，就已不适应改革的发展。邱晓华一语即出，震惊四座。

政府应管宏观经济效益，这一观点是邱晓华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1984年，邱晓华就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政府应注意适度的集中，加强宏观调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政府如无调控能力，不注意规模效益，将会出现大的失误；应保持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必要的比例，比例过低，国家将降低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无法解决总量调控，易使经济出现失控。邱晓华的预警不幸在4年后出现，1988年治理整顿因此而发。在治理整顿过程中，邱晓华使这一研究从量的分析上升到了科学性的高度，提出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政府管理行为，但必须注意科学性。为此他提出了宏观调控中应注意的4个方面——力度，时机，方向，前提。特别是前提，这是至今仍需高度重视的问题。他认为，在研究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问题时，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并未解决，这就是政府的职能并没有转到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上来，在这一转变完成之前，过多强化政府职能，就有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出现背反结果，越加强越削弱。他认为：“宏观改革明显滞后，使得金融、财税、投资等宏观调控体制不适应客观需要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现象，从市场发展的角度看是正常的，如股份制、社会集资、开发区建设、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等，本身是合理的。问题是这些现象是在一种不规范的环境中产生的，结果是正效应被负效应抵消了……宏观改革实质上是政府行为的调整。而政府行为的调整不是下面可以决定的，宏观经济改革应是自上而下的推进。”（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他认为，企业改革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一前提的未能解决。

邱晓华认为，现阶段的改革不能只靠试点、靠协商解决问题，而是要靠精心设计、综合配套，通过法律手段自上而下强制实行，快步推进。1993年，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邱晓华针对已显露出来的经济行为不规范，经济发展偏离正常方向，增长率偏高，通货膨胀率已进入警戒临界状态等问题，提出解决的关键在于深化宏观改革，并对健全经济法制，加快银行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成为1993年底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材料。

四

面对纷纭复杂而又枯燥无比的数字，邱晓华一点点精心细致的剥离解析，然后又一点点地综合归纳，伴随着中国改革的大潮，他的思想一次次地在平静中升腾出耀眼的火花。

这需要一种动力。

1982年，刚到统计局不久，邱晓华随综合司司长郝成鸣到宁夏固原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翻过雄踞于此的六盘山而到达了万里长征的终点，毛泽东曾慷慨而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里还是一片穷山劣地，风沙漫天，草木稀疏，多灾多害，农民生活异常艰苦。在固原县，1980年，许多人的口粮在150公斤以下，1979年时仅为86.5公斤。农民身上破旧的衣衫，什么也没有的土炕，可怜的一点存粮，让邱晓华知道了什么叫做家徒四壁。他第一次真正体会了贫穷的含意。

中国发展为什么如此不平衡？建国30多年，经济建设搞了这么长时间，可是社会主义的阳光为什么就照不到这里？贫穷的苍龙仍然在这里肆虐，现在该由谁来手执长缨？邱晓华明白了老司长带他来这里的用心，一种责任感冲撞着他的内心。

思想的升华始于这一时刻：从我们这一代起，不该让这种贫穷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了。

“从这时起，”邱晓华说，“我有了一种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