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商海如潮，惊涛拍岸。当共和国的巨轮意气风发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门槛，当共和国的公民一个个都神采飞扬忙于发家致富的时候，作为一名军人，我却时时感受到有一种忧虑在内心强烈地涌动着、折磨着，而且已经到了不吐便将永远无以安宁的地步！

如果不是不久前我到部队代职5个月、尔后到开放地区的部队调查1个月，抑或不是为此而专门约集驻京各大单位中的20多位军界同仁专题讨论了一次，绝对想像不到我军官兵时下生活环境的艰苦状况，尽管8年前我也是一名驻扎在山沟的基层干部。窃以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军正面临新的挑战、亦未必不可以说是危机。我们的基层干部眼下所忍受的决非仅仅在于物质文化的贫乏，还在于每每为筹不足一年一度的探家之资而发愁、为老家还不胜还的欠账而发愁，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保不住。一位团级干部不无幽默但听来却感凄然地对全团干部说：谁有本事娶个漂亮姑娘来为我们团队增光增色，就奖励谁！

朋友们下部队调查回来对我说，在沿海发达地区，军人就意味着贫穷。有这样一些说来幽默、听来又让人心酸的故事。一次，部队一辆旧吉普车撞在地方的奔驰车上，责任主要在军车一方。但当民警看到吉普车是军车后，训斥地方司机说：“让谁的车撞不好，偏让军队的车撞上，他们哪有钱给你修？快走吧！”另有一位青年军官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把好菜往他盘子里夹，并说：“你们平时吃不到，多吃点！”吃过饭大家共同付账，唯独不收他的，理由是“当兵的没几个钱”。这种反差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某部营房是50年代修建的，当时被老百姓认作共产主义的象征，而今地方都盖起了新颖别致的小洋楼，而部队的营房却是残破不堪。一路之隔，形同“两个世界”，以至部队有些官兵把中间马路称作“柏林墙”，把部队地方比作“东西德”。据说在广州的一些地方单位，每年都组织员工到部队营房参观，进行艰苦奋斗教育。

有些事在地方的人们看来会感到不可思议。某高层领导下部队视察，在一值勤点看到门旁有一堆破棉絮，很不高兴，走到跟前方看清是一位身着军大衣的哨兵，哨兵穿的已是一件街头流浪儿亦不耻穿的军大衣了。时至今日，我们还有战士在住当年日本人住过的营房，穿抗美援朝时期的军大衣。历来为社会引以自豪的军队、为青年特别是姑娘们敬慕的军人，而今却陷入如此窘境，怎能不引发许许多多的思考！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说过：“兵者，国之大事也。”美国军事家约米尼也说过：“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幸福去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大富贾，那么这个国家的亡国就一点都不冤枉了。”世界上任何有民族尊严的国家往往借助于军队来塑造一种精神的象征，表现到物质上则是军人待遇的提高。不久前一个数十人的将军代表团去泰国考察访问，对比之下大家得到的基本感觉就是我军官兵生活太苦了，难望他人之项背。即使是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一个团级军官的薪水，也可以请得起保姆、厨师和司机，可以买得起别墅。而我们的团职军官能把老婆养好就算不错。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将军们的工资已被有些商店的售货员抛在后面。有人测算，当今军地工资之比，已远低于50年代。

我有一个从旅政治部主任位置上转业到地方组织部门工作的朋友曾来电话，谈到经济收入时以一句话来概括：转业一年的存款超过了当兵22年的存款。并补充说，军队干部的工资听起来不少，但就干干巴巴的那一点，即使一分钱不花；也不会有多少余钱，这一点是很能给人以启示的，更何况军队干部还面临转业后的一切重新开始？

诸多反差无疑给人以价值体系紊乱的感觉，结果往往成为部分官兵献身国防之热情降低的诱因。比如地处沿海的一个省军区，去年有4个转业指标尚分不出去，今年给了11个指标却不够分，后来增加到18个，却仍然是僧多粥少。组织上理应做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但仅仅靠觉悟眼下已无法解决一切问题。小平同志曾讲过，无私奉献对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短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还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足以说明创造一个优良的励人奋进的社会氛围与科学运行机制的重要。

有鉴于此，危机意识理应产生，切不可让军队干部本不高的希望变为年年希望年年失望，最终冷了他们的心。军队既然是社会最优秀的群体之一，军人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就理应首先想到奉献。但是如果在困难与危机面前想到的是军人，在利益与享受面前忘却的同样是军人，这将是对军人奉献之高尚情操的滥用，将是逃避关心帮助军人之责任的遁词。

军人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苦？军人的前途为什么突遇危机？这可以用美国人对我们总后勤部长口袋内几乎是世界上最少的军费养活着最多的兵的惊讶作答。放在世界大范围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军队是怎样的艰苦奋斗。以1991年为例，中国以300余万大军使用着330多亿人民币的经费；而美国则是以2570亿美元养活177.5万军人；日本以340亿美元养27.5万军人。其他包括英、法、德等国家一般是300至400亿美元军费养活三四十万军人。即使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伊朗、泰国，其人均数也远远高于中国。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80美元的印度，亦是以84亿美元养活着126.5万军人。

军费问题上，决非仅仅表现为军人的待遇问题，我们的海空军目前尚缺乏远距离作战能力，我们有什么理由高枕无忧？如果我们不增强国防意识，不适时更新军事设备，我们将无以有效地保卫国家权益。切记，中国的近代史是一个历经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权让民族史再次蒙耻！

言肺腑之意，笔者绝不赞成我贫穷的中国再拿出宝贵的经济建设之资用于军队。那么经费的解决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再减军队；二是生产自救；三是考虑从那些大吃大喝、甚至不惜挪用救济金购买豪华轿车的“官僚”们那里抽点“浪费税”、“腐败税”，此亦未必不可。人们理应注意到，1992年全国公费吃喝、旅游费用据说已突破1000亿元。我们在这里反复讲军费问题，决非仅仅为了官兵多拿几块钱，而是因为军费的掣肘而导致我军与外军装备的巨大悬殊已到了令人坐卧不安的地步。如今美军可以在48小时内把几个机械化师运抵世界各地，他们每人有两套装备，一声令下可以把备用品装上飞机。打个形象的比喻，美国一个尉官的年薪超过我军一个团全年的训练费。就目前的军队装备，我们恐怕是很难参与“海湾战争”式的高科技角逐的。笔者面对希望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国人，未必不可以提出一个沉重的问题：国之富民之裕，该靠什么作保证？！

在待遇方面，有人凭着对我军原有的美好印象和良好愿望继续以奉献要求之，这种感情和愿望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能否解决根本问题。我们曾经犯过、今天未见得不是在继续着的一种错误：即把军队与军人规定为全社会伦理道德的典范和精神追求的楷模，抑或把军队装配成典型意义上的多功能道德组合体。如果这种倾向与军队的本质属性、社会职能结合起来，并行不悖和谐发展，当然应予肯定。问题是我们往往走向极端，去刻意追求某种道德形象，而不是追求军队应有的职能——战斗力的提高，这怎能不是一种扭曲？！

我们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观念的不断变化，对军队建设已产生一系列影响，“尽义务、讲奉献”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青年人踊跃参军的主要思想动机。我们正在面临“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的问题。一方面，“好男不当兵”重新出现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使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被兵员素质所困扰。“职业化”已是各国军队的发展趋势。可以肯定，中国军队最终也要走职业化的道路，这一点已从许多人那里求得共识。

军队职业化，既是实践中的问题，也属观念的范畴，这中间有利益的成分在起作用。换言之，承认军人的职业性特征，就必须在制定和出台任何一项政策时尽可能照顾到军人的切身利益。应该看到，战争年代军人参军，既是为阶级翻身、为民族解放而战，也是为个人的利益和生存而战，特别是大家同处生死未卜的战争环境，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需要也不可能考虑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今，青年人入伍除了依照法律服兵役外，往往带有功利动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从军、特别是当军官作为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选择，当然要进行比较，如果军人这种职业长期付出多、得到少，而且到头来没有生活保障，就必然失去吸引力，不但社会上的优秀青年不再向往部队，原有的人才也会流失。这时再谈提高战斗力、加强质量建设，将为时已晚。

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是所有国家都关注的，有海湾战争为证。伊拉克失败的因素固然有种种，但其官兵的素质差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士兵50％是文盲，炮兵只能打固定目标，跟踪射击这种极简单的操作方式都难以做到，如此面对兵员文化素质很高的多国部队岂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要知道，美军军官中31％具有高级学位，57％具有学士学位！我们既然不能够把更多的优秀青年吸引到部队来，那么“职业化”就不能不说是质量建设的唯一选择，然而这仍然离不开一个“钱”字！

在我看来，军队与军人的希望，无疑首先应来自于自身的努力与改善，但这又是很难的事情。

其一，社会中的人们更希望军队与军人是形象上的威武雄壮、品德上的完美无缺，个个是“雷锋”，而不希望军队与军人参与商海角逐、与民争利。如果避开过程仅就结果而言，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多数事情在过程与内涵、结果与现象上都存在一定的距离。在道德形象方面，军队与军人业已作出巨大而又不懈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和广大官兵的热情往往经不起社会上许多人冷嘲热讽的打击。

其二，军队与军人所作出的自我价值的认定，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自信，往往在全社会价值趋向面前要么改弦更张，要么缴械投降。几年前有人声称，她所见到的军人大多是买票不排队、乘车抢座位者，真想像不出军人还会创造出什么价值。时至今日，一些人对军人的扭曲认定又有了时代特征下的发展。那些富起来的大款小款们对“穷当兵的”更是轻慢有加。当带着火热的激情投身于国防事业中的青年，面对商人们的冷眼相看尤其是“你买得起吗？”的发问时，怎能不豪气顿消、自尊为之伤害，此时又何言献身国防之志？！

当然，问题的可怕还不在于某一时某一事的表现，而是在于观念意义上的扭曲认定的形成。有人以为，国家富了，国防必然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真的神话。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罗马帝国不可谓不富足，然而一种全社会性的淫糜享乐风盛行之后，国民素质江河日下，最终彻底衰落。我国清朝时期，在满清尚武精神熏陶下建立成长起来的八旗军，驰骋中原何等了得！及至后来，官兵们由于受全社会颓废之气的影响，结果除了吸大烟、玩女人就是赌钱，甚至出操训练也要花钱雇人代替，结果怎样？当外寇入侵之时，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可言。

也有人认为，边疆无战事，无须强国防。这至少忽略了一点，无战事并非出自世界战略格局已走向平衡、各自的经济利益已得到正确划分，而是我们尚具备一定的威慑力量，也是因为我们搁置了一些本属自己权益的争议与回收。可以想见，当我们失去了既有的实力后，面对大量权益的受损害，此时才会感到悲哀，才会认识到军队与军人的价值是那样的须臾不可分离。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珍贵的东西存在或拥有时未必觉得其珍贵，只有当其失去之后才能幡然悔悟。

窃以为，每一个有远见有战略头脑的人——不只是军人，也包括所有的青年理当认识到，国防意识历来与爱国主义与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准紧密相连。当年李鸿章访问英国时，无国歌而奏《采茶歌》，无国旗而升黄龙旗，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国防意识无疑是一种“家防意识”，人们的爱国意识不可能强，国防意识也必然弱。人们的国防意识、爱国主义的淡漠导致的必然是全社会责任感、义务感与道德感的丧失，必然是离心力的增大和各种内耗的增多，必然是国家发展的内驱力的降低。可以肯定，社会上出现的整体道德水准的滑坡，一定与以上因素有直接关系。

行文至此，有必要阐明撰写此文的初衷：窃之忧思本不在于忧，而在于时时涌动于内心、令人夜不能寐的强烈愿望——愿我中华民族强国力，振民魂，壮军威！愿我中华民族永远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