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立业

当1992年的日历快要掀到最后几页时，一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显山不露水，甚至有些默默无闻的农业，突然成了举国上下议论，党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

鸡年春节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南海大院的几位主要决策者冒着严寒下基层，访农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国务院紧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保障农业持续增长的措施，各省党政要员紧急动员，抓紧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大刀阔斧砍农民负担，集中资金兑现“白条子”……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问题如此重视，就连海外报纸也发出惊叹：中共高层用召开电话会议的形式来研究农业问题，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对于中央解决农业问题的决心和措施，普天下额手称庆，也有人三摇其头，心存疑虑。农民卖粮难、负担重和打白条问题，同来已久，中央能在短期内解决吗？这回虽然是紧锣密鼓，会不会是五分钟热度，水过地皮湿？

事实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从去冬到今夏，人们已经很难说清，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一共为农业问题开了几次会，颁布了多少文件和条令。有一点人们是清楚的，中央在大半年时间里推出这么多关于农业的“大动作”，决心之大，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湘女自杀惊动中南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包干和市场机制给了农民生产和经营上的双重自主权，使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热情。但是，随着农业生产连连告捷，许多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农业问题已高枕无忧了，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农业、忽视农民的倾向。农业开始由辉煌转向危机。农业连年丰收，可经济效益下降；农民生产热情受到挫伤，出现了“撂荒”现象；农民负担加重，各种集资摊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出卖农产品拿不到现金，“白条子”满天飞……

农业滑坡引起了中央高层的警觉。1992年下半年，国务院责成农业部、监察部组成农民负担检查组，分赴全国各地农村检查农民负担问题。检查组带回来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1992年3月，湖北枝江县百里洲乡农民樊哲富，因负担过重上访省政府，由于问题未获解决，服毒自杀。

——1992年7月6日，安徽省临泉县关庙镇副镇长带几名干部到农民王永生家催交公粮。王永生已吩咐其妻去娘家借款，不同意干部强行拉走小麦，双方发生争执。王当场引爆炸药，爆炸身亡。

——去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平玉县辛店乡农民蔡玉堂，因交不起提留，与上门收钱的干部吵了起来，一气之下自缢而死……

更有新华社女记者1992年11月18日的一则报道：1992年5月15日，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农妇潘群英，因交不出计划生育连环费和教育集资款遭到干部打骂，愤而跳塘自杀。在场干部见死不救，潘群英最后淹死了。被股票热、房地产热搅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难想像，区区200元钱，竟逼得一位农妇走投无路！

检查组的汇报和新华社关于农妇自杀的报道，在中南海激起轩然大波。中央高层领导连夜开会，商讨农业问题。会议达成共识：农业是支撑国家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国家的命脉所系，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央领导风尘仆仆访农家

高层会议几天过后，1992年12月20日至23日，总书记江泽民与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国务委员陈俊生等来到江汉平原的农户家中，进行了4天调查研究。江泽民对基层干部说：“我们想听到的是既不夸大又不缩小的情况，你们有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情况明，决策准。”

22日下午，江泽民下了面包车，信步走进严店村民刘克举家。刘克举开始有些拘谨，看到江泽民平易近人就直言相问：“总书记，为啥现在提留这么多，摊派这么多？”江泽民问：“摊派有哪些？”“多着呢，数不清。”刘克举说，“村里光吃喝一项就花上万元。”江泽民问：“是红白喜事吃喝，还是招待上边？”刘克举说：“主要是招待上边。”江泽民操着湖北话问：“你们家有没有白条子？”刘克举答：“没有。村里比我差的还有。”

在严店村，江泽民连续访问了几家贫困户。他心情沉重地对随行的湖北省委书记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说：“像这样的贫困户，我们要重点扶持。”

一些地方干部毫不避讳地向总书记反映了新形势下农村的真实情况。荆门市委书记朱同炳给江泽民念了一段顺口溜：“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他说，农民最不满意的就是四面八方把手伸向农民、挤农民，坑农民。

调查结束后，鄂、湘、赣、皖、豫、川6省的省长、省委书记风风火火赶到武汉，参加江泽民主持召开的6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和6省党政要员就农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就在总书记赴鄂前后，国务院总理李鹏南下广西考察农业。李鹏强调广西要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大力发展甘蔗等农作物的综合利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尽快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领导同志也分赴宁夏、甘肃等地农村调查研究农业问题。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领导几乎全部出动。

紧急通知——看谁敢顶着不办？

在高层领导倾听民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的举措迅速出台。1992年12月29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推出10项重要措施，规定1992年开出的“白条”，春节前必须全部兑现，制止各种违反法规的集资和摊派。1993年2月23日，国务院又推出保护粮食生产的粮食产销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改进粮棉“三挂钩”兑现办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主要品种实行最高限价、调整农村特产税税率等内容。

这些措施和政策颁布后，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干部的拥护。有的省市和部门行动迅速，坚决照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民负担不断增长的势头，但相当多的地方和部门行动迟缓，有的对中央的指示充耳不闻，按兵不动；有的甚至胆大妄为，对中央指示采取暗中干预的做法进行抵制，继续推行中央已明令禁止的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此风要是蔓延下去，中央的苦心就会化为泡影，将影响到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不论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凡涉及农民负担的，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紧急通知指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根子在上边。涉及农民负担的许多文件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因此，清理文件首先从中央国家机关抓起。紧急通知责成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一把手立即行动起来，在6月底以前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清理完毕，做出表率。

紧急通知要求明确，措词严厉。“对行动迟缓者、清理不力者，要给予批评；经批评教育不改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要严肃查处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起的恶性案件。对造成恶性事件的当事人，要依法惩处；对酿成恶性事件的官僚主义者，要撤职查办，处理结果要广播登报，同群众见面……”

该通知下达至今，向农民乱摊派乱集资的现象已大大收敛。因为农民有党中央文件撑腰，敢于理直气壮地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了。

形势好转，高层领导仍然放心不下

去冬以来，由于中央适时采取措施，稳定了农民的情绪，扭转了农业滑坡的局面。中央的努力已在今年的农业生产中体现出来。

今年粮棉生产开始回升，而且结构改善，质量提高。夏粮估计将获得丰收，比预计的要好。畜牧水产业持续增长。今年1～5月，肉类产量达1490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4％；奶类产量240万吨，增长3％；禽蛋产量440万吨，增长5％；水产品产量400万吨，增长5.3％。随着生产的增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今年1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36.7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6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5.2％。

农业形势的好转，并没有使最高层陶醉。在一次会议上，最高层领导告诫全党，对农业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农业事关全局，绝不能出三长两短。虽然现在有了转机，但农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有长期抓好农业的战略思想。

为了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国务院于1993年6月底又宣布，取消涉及农民负担的37个集资、基金和收费项目，这就给寻找种种借口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彻底杜绝了后路。

最近，中央仍在强调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打招呼”。一位领导同志说，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谁要是阳奉阴违，另搞一套，就要坚决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