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年鉴派”是建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今仍在法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学派。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与“年鉴派”的史学方法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谓不谋而合。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与“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共同之处有以下四点。

第一，强调今昔之间的关系，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历史的投影，试图通过研究过去，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今天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从而揭示一个社会的明天，证明一种文明的延续性。

梁启超批评以前的中国史学家不懂得“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新史学》)他认为“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写中国史的首要目的在于“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这正是“年鉴派”历史学家们的着眼点所在。

“年鉴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vbre)言简意赅地指出：“历史不是关于过去的科学，而是关于现在的科学”。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在其未完成的法国史《法国的认同》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确定法国的过去，就是把法国人置于他们自己的存在之中”。(第11页)他之所以把他的法国史的书名定为“法国的认同”，就是要说明法国的历史是活生生的，延绵不断的。他强调所谓“认同”就是一连串问题的提出，是漫长的过去的遗留下来的产物，“就象是不知不觉中，海洋沉积的积累天长日久形成的地壳的坚实的表层”，法国的认同与其说是一个结果，不如说是一个过程，是“一场与自我进行的搏斗，一场为了延续下去的搏斗。如果这场搏斗中断，一切都会垮掉。(《法国的认同》第18页)另一位“年鉴派”的史学家雅克·勒维尔(JacquesRevel)在他和安德烈·布尔吉埃尔(AndreBur－guiere)联合主编的《法国史》的前言中也指出：“法国历史的第一个作用是阐发延续性，即把所有的时代联系起来，直至现在”。(第11页)

第二，主张从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社会的精神状态，从而扭转以往只重偶然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改朝换代的革命，把帝王和个别政治人物作为历史主角的历史观。

梁启超指出，写史要写“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者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他拟定的中国史提纲十分重视物质生活、经济活动以及文化传统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认为应该写“经济基件－衣食住等状况”；“经济制度－例如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等等”；“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如何”，也应该写中国的语言、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的发展、家庭团体以及各种团体的盛衰。(同上)

“年鉴派”的史学家们也正是希望在他们所编织的历史图景中为读者展示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和思想感情方式。勒维尔就明确指出，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改革固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勒维尔，同上，第14页)我们也自然会想到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三卷本著作的前两卷都旨在描写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第一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描述了十五至十八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增长规律，各地居民的食品结构、日常起居和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第二卷题为《形形色色的交换》，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特点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和社会的特点。

既然日常生活为梁氏和“年鉴派”所关注，历史的主角就应当是社会群体、庶民百姓，而不是国家和帝王或者个别政治人物，这点对他们说来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庭而不知有国家”，“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新史学》)梁启超还认为，以往的中国史“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史家则“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因此，在他看来，“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新史学》)

重视研究社会群体也是“年鉴派”的史学家们一再重申的。他们反对过分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研究充其量只是“事件史”、“战争史”或者“政治史”。“年鉴派”侧重社会史，侧重描述社会群体。布罗代尔在写他的成名作《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一五五七——一五八九)》一书时，在费弗尔的启发下，把写作重点从菲力浦二世转向地中海，从而写成一部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史，一部群体与团体的历史”。(第13页)勒维尔注意到法国史学在年鉴派的影响下正在从解释民族，就是说只研究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变革，转向研究社会。比如说，十七世纪的法国史不再是路易十四，而是两千万法国人。(同上，第14页)

第三，主张开放历史研究，让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联袂，从而开阔历史研究的视野。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的弊端之一在于“徒知有地学，而不知史学与地学之关系也”。他认为，“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即经济学)也，皆与史学直接关系”，至于哲学范围和自然科学范围的学科都与历史有间接的关系。(《新史学》)

“年鉴派”对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借用其他社会科学深入研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规律。本世纪初，历史教授艾米尔·杜拉克莱姆(EmilcDurakhaim)另辟蹊径，创立了社会学。这在当时即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又是历史的姊妹学科。以后，随着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的发表，地理学开始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继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技艺，如人口学、经计学、人类学等等，也为历史学家们娴熟地掌握。布罗代尔称这种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史学研究法为“革命性的开放”，并指出，正因为地理、经济、政治、人口、人类、文化、社会等等学科的引入，“历史照亮了自己，接受了一连串的新的提问”。(《法国的认同》，第12页)在他看来，各门社会科学虽然有各自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围，但都是接壤的，就好像从蒙巴尔那斯的高层转台上和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看巴黎，看到的景色不同，但是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城市的全貌。

第四，带着全球性的眼光探索本国历史，把本国历史置于全人类的历史之中。

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局部之史，而不知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他想要写的中国史所要探索的四大问题中的两个问题都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即，“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于世界他部分文化之影响如何”，“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对于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中国历史研究法》)

“年鉴派”的史学家们在写法国历史的时候，眼光也不拘泥于法国。比起梁启超，他们更把这种放眼全球的眼光作为他们的史学方法论的一个特点。他们把研究法国史当成了解欧洲乃至世界的一个步骤，也就是把法国当成一个实验基地来探索人类文明的兴衰。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对于法国的回顾因此成为一个经验性的、进行跨空间和跨时间的比较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可以把我们置于延续的前景中，置于发展规则的前景中，置于反复性的前景中。这些反复性可以使这部深刻的历史成为回顾性的，对于人文科学的全部必不可少的回顾性的社会学。(《法国的认同》第16页)勒维尔也把他们的法国史当成研究法国社会，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的实验室”。(《法国史》第16页)因此，他们在描写法国的时候，时常把法国与其它国家相比较。

从以上四点来看，梁氏和“年鉴派”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尽管他们所属的文化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关心的都是本民族的发生与发展，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史学观某些方面的一致。然而由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他的新史学思想没有像“年鉴派”那样形成一套系统的方法论。

梁启超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清王朝面临崩溃的中国。这也是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是“中国即天下”的神话为民族国家观念所取代的时代。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引起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于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反思。这种反思和以后的任何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一样，少不了重温中国历史。梁启超认为全民认识自己的历史是提倡民族主义，“使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的基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新史学》)因此他希望冷静地把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理清楚，使得中国百姓认识自己的民族。但是“经世之用”是在清末向往变革的士大夫之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当时的史学界也如周谷城先生所说陷入“一方面反对强史就我，一方面却只想强史就我”的矛盾之中。(周谷城，“历史完形的基本理论”见《周谷城学术论文集》第44页)梁启超一方面反对以往只为统治阶级写史，把历史写成“皇帝的教科书”的作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但是又认为历史应当是“现代一般人之资鉴”：“吾人做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由此可见，梁启超仍然没有完全从中国传统的资鉴说里走出来，而只是把资鉴的对象大众化了。因此梁启超也没有从他的“新史学”的设想里抽象出一套更完整的史学方法论。然而“年鉴派”研究历史更具纯学术性，这一派的历史学家们希望呈现出人类社会活动的总体，使人们懂得他们的生活方式、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由来，因此在研究技艺上更下功夫。他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了比较完善的写史技巧，提出了梁氏未曾预见的角度。比方说，他们打破编年顺序把偶然的历史事件串起来的做法，把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当今社会的描述放在一起，以便使人们对今天社会和文化的形成过程有更直观的认识。布罗代尔还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认为应当加强人们所忽视的史前史的研究，从而把探索历史比作心理学家分析一个人的潜意识。

“年鉴派”史学技艺的成熟当然也有赖于西方人文各学科的成熟，没有完整的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等学科，也就没有“年鉴派”驰骋的天地。然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些人文学科还没有系统地引进中国，而只为少数中国学者所知，梁启超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提出如此开放、活跃的史学思想不能不使人赞叹其博学和学者的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