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桢

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是被英国人强行翻开的。无论对英国的目的与手段作出怎样的评价，都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在一八四○年之前没有自觉地考虑过如何使国家近代化的问题。李贽对传统教条和假道学的揭露，龚自珍对衰败、糜烂世风的鞭挞，都局限在封建主义的大范围之内，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有质的界限。明朝中叶以后，江浙地区私营手工作坊的兴盛，也不过是北宋汴梁河岸繁华景象的翻版，就像尚未受精的虫卵，还孕育不出新的工业革命。蒋廷黻一九三八年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鸦片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很显然，近代史以一八四○年为起点，并不是中国社会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而是靠了外力给予的加速度。蒋廷黻是学者兼外交家，所以，中外关系就成了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鸦片战争之前，中外有往来，却无邦交。中国藩封四夷，原是为了让他们替我们守边。他们要向我们进贡，我们也回赐他们一点好处，但他们必须遵守宗藩秩序与礼仪。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概念里，夷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以至于中国古代发达、完善的官僚机构中，唯独没有真正的外交机构，像“理藩院”之类的衙门，不过是为了表现天朝上国对臣服者的宽容与威严。英夷打到中国之前，曾尝试过和平外交，但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双方在海关税则、治外法权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些都还提不上议事日程)，而是“乾隆把他(英使马戛尔尼)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平心而论，英使马戛尔尼的条件并不过份，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对别的问题都可以通融，而在单方面跪拜这个问题上却不容商量。在中国政府看来，英夷平和地来华，那是他们有心向化；即便是舞刀弄枪地调皮捣蛋，也是为了求中国皇帝“代伸冤抑”，根本不涉及什么平等的问题。所以，当英国人弃文就武、气势汹汹地捶门叫板时，中国朝野还是迷迷糊糊，用对付匈奴、契丹、鲜卑的古法来对付所谓的“红毛番”。

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沿海一战，竟会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因为中外发生争端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以武力相威胁或干脆诉诸武力的情况并不罕见，长城的一修再修便是证明。连清廷自己在内，也要算作乱华之“胡”，否则，就没有理由骂吴三桂为汉奸了。汉人王朝处理夷夏争端的方法有两种：国盛兵强是痛剿，长驱千里，斩首万级，“不破楼兰终不还”；国衰民弱时是安抚，即和亲、纳币、献城、割地，以求边境的安宁。到了道光年间，英国人不守本份，前来寻衅滋事，朝野上下自然就要搬出古法。“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林则徐是主剿派的代表。至今有一种看法，认为英军移师北上，是因为害怕林则徐。这也难怪，林则徐在广东备了战，英国人却去攻浙江，双方未交上手，以致于留下了神话。不过，别的名臣、勇将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人抗英的决心与谋略大概不会和林则徐相差太远，但他们都血洒疆场，以身殉国。蒋著认为，“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林则徐对付英军的秘方是“民心可用”四个字。这种理论很动听，但也很模糊，没有精确的界定。如果避开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避开百孔千疮的社会现状，避开民族的变革与维新，孤立的“民心”之说就只是士大夫们传统的高谈阔论。试想一想，倘若“民心”真是召之即来、战无不胜的法宝，炎黄子孙何以口中念叨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却又飘飘然留着长辫、做了“鞑虏”二百余年的顺民而不以为羞？乡丁团勇杀几个散兵神甫、烧几座教堂医院并不困难，而要组织、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迎战一个甚至一群杀气腾腾的对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林则徐走后，主持粤政的徐广缙、叶名琛照猫画虎，实践林则徐的民心理论，他们吹嘘广州“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结果却连叶名琛本人都被“猾夷”捉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成为清朝出洋的第一位红顶大员。到了庚子年间，经载漪、刚毅、徐桐等一伙忠义之士的煽动，慈禧太后也居然想利用“民心”来“扶清灭洋”，但宣战不及两个月，义民们就一哄而散，太后和御驾只得仓皇出京“西狩”。

剿夷的效果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那么，抚夷派又能不能找到一条让英国人就范的捷径呢？琦善在天津轻率地对大沽口外的英国舰队说，新钦差将“秉公查办”当事者，只是交涉地点应该在广州。英军假话真听，同意南下谈判。“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实际上，他们连英军远征的基本目标都没搞清，等琦善到了广东，才知道空口耍滑头的代价有多大。按古法，对付匈奴，可以嫁几个未必漂亮的公主；对付契丹，可以赏赐“岁币”。而对付眼前的英吉利，就没有什么成例可寻了。他和他所处的社会不知道这就是近代外交的严酷现实。战而胜之，自然一切都好说。倘若不堪一击，任你口吐莲花，也不能将战场上的损失从谈判桌上捞回来。加之琦善们都有胎生的软骨病症，经英军用坚船利炮一通吓唬，只好胡乱答应对方。道光帝转喜为怒，反过来又将琦善革职锁拿。

第一次办理近代夷务，前后两位钦差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却都失败了，这说明在对待以英人为代表的外夷问题上，已经是宽严皆误，进退失据。这种状况不仅困扰着道光时代的一辈先人，也是后来者摆不脱的大难题。如果将制夷师夷等问题推而广之，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各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化变迁，那么，直到今天，恐怕也难说我们能够很自如地处理对外事务。

问题难就难在中国社会并未真正形成对近代化的内在渴求，一切原始的动力都产生于外部的强制、刺激和对比。由此而带来的屈辱与浮躁心理，更加剧了传统思维的两极对立。“剿”与“抚”的天朝对外模式行不通了，代之而起的是洋务与保守之争、体用之争、继承与借鉴之争等等。尽管鸦片战争的结果实质上是近代社会对中古社会的胜利，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主义的胜利，但由于道义原因与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中国社会心态变得特别复杂，甚至已扭曲变形。在不服与不得不服、激动与麻木的自我对抗状态中，要虚心地学习外夷，像俄国与日本一样，按照“近代化”的要求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自然不是什么小小的要求。因此，蒋廷黻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近代化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蒋先生描绘了从中兴名臣曾、李、左到变法先锋康、梁再到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历史曲线，连满清权贵奕和文祥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结局为什么又会演变成辛亥之后那种乱哄哄的样子呢？蒋廷黻归结为个人的作用：“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这种分析固然有道理，却又有些自相矛盾。他曾经说过，“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事实上，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产生与兴旺，即足以说明中国社会痛苦与蒙昧的深度。一切救民救国的理论设计与模式选择，都可能会被冒险家所操纵、利用的社会洪流冲得七零八落。蒋廷黻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所以论述的年代越靠近，越是茫然与矛盾。就是在今天我们读完他的《中国近代史》仍有这种感觉。

近百年过去了，按照教科书的标准分期，我们已步入了现代社会。如今，继开放沿海十四个口岸城市之后，我们又要开放沿江、沿边的城市，这比起举国皆骂五口通商的道光时代来，自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许多类似事例全部加在一起，不知是不是就能充分证明我们跨越了近代化的阶段。蒋著中没有提出近代化的具体标准，而只留下连在一起的三个问题，即：“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后两个问题不太好说，我们似乎做到了，又似乎没有做到。前一个问题则很明显，我们没能赶上西洋人。因此，现代化的任务中还包括了大量未完成的近代化任务，也因此，我们无法截然区分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正如我们无法截然区分中古社会与近代社会一样，中国社会的转换与过渡，总让人感到一种勉强与生硬，感到一种被动与马虎。

回顾中国近代史，蒋著中开头的一段话很值得深思：“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我们不会全盘接受蒋廷黻这部著作。但是，拿此书来印证当今读书界流传的“要获新知须读旧书”这句话，却不是没来由的。

(《中国近代史·外三种》，蒋廷黻著，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1.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