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明

我苦心斟酌出来的征婚词见刊后，美得让人心跳、丑得叫人反胃的照片像雪片一样扑面而来。我反锁房门，将应征信分类、编号，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一连十几天，我“按图索骥”，像只野鸭子，在择偶之海游来浮去。

一天，一阵敲门声把我从午睡中惊醒。开门一看，不出所料，就是前两天和我联系过的师范大学的两位老师。他们先是掏出一摞彩照，说是为自己的“学生”当一次红娘。我逐一过目，照片从不同角度勾勒出一位“美女”的形象。然后是海阔天空地神聊，最后终于转弯抹角地问及我的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我不知是出于对自己农村出身的自卑，还是对世俗门第观念的忌恨，或兼而有之，便当着“人类工程师”的面，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说我父亲是县服装厂的工人，已退休回乡下老家；我母亲目不识丁，是农村户口；唯一的一个姐姐接班顶职，姐夫大学毕业，在县一中任教，兼职律师。实际上我是把自己塞进了伯伯的家庭。伯父伯母早几年去世，只有一个女儿。由于我早有计谋，说起来天衣无缝。因为我心里明白，如果我说父母都在乡下务农，兄弟姊妹9人全是清一色的“乡巴佬”（除我之外）家庭暴露无遗，不仅见不到他们美如天仙的宝贝女儿，就是别人的千金也不会介绍给我。但我知道纸里包不住火，不过，我想万一幸运，也会生米煮成熟饭。就这样，虚荣骑在良心头上，做着金屋藏娇的美梦。

教师夫妇留下电话号码，我和叫“梦迪”的女孩开始约会。随着相互惊鸿的一瞥，我们很快坠入了情网。初秋的动物园，金风骀荡。我提着一袋花生米，喂一粒给她，喂我自己一粒，喂我自己一粒，又喂一粒给她，一路上半醒半睡，和谐得像一对鸳鸯。

日子挨着日子，我们脸挨着脸，传统的春节将至，我要携梦迪回老家探望父母。归乡的喜悦，“东窗事发”的惶遽，把我煎烧饼一样地翻来覆去。我殚精竭虑，如履薄冰，最后只好使梦迪、堂姐、父母都在我的“骗局”里自然相识。

我提前写信给县城的堂姐：“姐姐，我和女友过年时将路过你家，也许小住几日……”我写信给乡下的家里：“双亲大人，我决定和女友梦迪回家过年。但家里的住房条件、生活水平太差，女友可能很不习惯，加上路途遥远、汽车颠簸，她会吃不消。所以我建议，我和梦迪先到堂姐家，然后我回家接你们两老到县城过年算了。”父母老实巴交，把我这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儿子奉若神明，只好唯命是从。再说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我最担心的是父亲不像退休工人，泥土里滚打一世留下的“农民”痕迹，就是精心装扮都无法掩饰。然而我可以向梦迪解释，说父亲退休后，坚持务农，来个先发制人，使他没有嫌疑的余地。至于堂姐和堂姐夫对我们“四张大嘴”的光临兴许不太高兴，我可以送一份厚礼。

这样一个新的“家庭”组合而成。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我相信卡莱尔的话：沉默是金。这时的县城内外已是银装素裹，在踏雪的qiong音里，我幡然醒悟：纯洁的雪披下，原是藏污纳垢的世界。

“叔爷叔娘，多吃菜。”堂姐不断劝菜，这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梦迪疑窦丛生，幸亏家乡的土语外人很难听懂。饭后，我对梦迪说，我们这管爸爸妈妈叫“叔爷叔娘”。我知道，这是在掩耳盗铃。

正月初二，我那一帮说话、穿着都土得掉泥渣的弟弟、姐姐、姐夫“突然袭击”。城里媳妇使他们大饱眼福，梦迪被看得面红耳赤。我慌了手脚。我写信叫他们别来，可他们不听，局面如何收拾？！我干脆都不介绍，只是嘿嘿地笑着应付。梦迪没想到我会篡改家世，心思根本没有放在辨别血缘关系的亲疏真伪上。

回到单位，虽身心疲惫不堪，但还是为顺利“过关”而额手称庆。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父母兄弟对梦迪的啧啧称赞依然回荡在我的脑际。几天后，我收到一封字迹相当熟悉的匿名信：你的第一个错误是考上了大学，第二个错误是看不起生养你的父母，第三个错误是你没可怜自己。唯一正确的是让我认识了你这个虚荣心十足不诚实的可怜虫。

读完信，我摇晃着到小卖部买酒，我知道，我如果醒着，一定是第四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