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俊东　张晓

国门洞开，有出去的，有进来的。

正当一些炎黄子孙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淘金”，去拿炒勺、去端盘子、去看门之时，一批批普通的外国人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操起了同样营生。如今你若来广东，到广州珠海深圳走一遭，你会发现在饭店宾馆等服务行业和三资企业里，到处可见这些外国人忙碌的身影。广东人把做一般工种的人称为“打工仔”，这些老外在广东人嘴里，自然是被称作“洋打工仔”了。

广东的“洋打工仔”究竟有多少？由于他们国籍众多，且分布很广，一时官方难以统计。据有关人士粗略估计，深圳珠海不算，单广州少说也有两三千人之众。

就“洋打工仔”的问题摆起龙门阵，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外国，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度。

在中国打工很合算

当你走进位于广州人民北路的南海渔村，为你开门的是两位印度人。这两位名叫B星和咖喱星的门卫，身材高大，缠着头巾，蓄着黑漆漆的络腮胡，足登大皮靴。每当客人进出，他们就会殷勤地拉开玻璃门，微屈身体，面带笑容。老外看门，起初令广州人感到新奇，一些顽童还要上去摸摸他们的胡子是真是假，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花园酒店咖啡厅雇用了4名菲律宾歌手。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唱起低沉悠扬的菲律宾歌曲，招徕顾客。为首的歌手叫沙吉欧，他们4人自备乐器，在世界各地演唱，先后到过日本、伊拉克、南朝鲜，最后驻足广州。去花园酒店轻啜咖啡，聆听充满南亚情调的歌声，已成为广州青年人夜生活的一个去处。

“洋打工仔”来自穷国的有，来自富国的更多。你若来到“添美食”西式快餐厅落座，马上就会有“洋小姐”为你端盘递水。这里的服务员中，有几名来自美国和瑞士的姑娘。我们问瑞士籍的奎斯汀小姐为什么来中国打工，她莞尔一笑，说她是个旅游爱好者，浏览过世界许多地方，尤其迷恋中国的漓江和九寨沟风光。她来广州打工，一是为了挣点旅费游遍中国，同时也想体验一下生活在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滋味。

似奎斯汀小姐这般浪漫的“打工女”并不多见，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打工是为了生计。这些“洋打工仔”一般不愿意透露他们的收入，白天鹅宾馆雇用的日本厨师佐野峰幸倒是例外，很大方地对中国记者抖出他的收支细账。

佐野峰幸说，在日本当厨师，如果能就职于高档饭店并做到厨师长一级，每月可挣70万至100万日元，但这样的厨师在日本毕竟是少数。像他这样的厨师，每月只能拿到30万日元，在物价奇贵的情况下，只是勉强度日。来中国以后，由于物价比日本低，他一个人每月600外汇券就可满足，因此，每月可积攒20万日元。他说：“在日本像我这样收入的人，很难想像会有积蓄。”

据接近“洋打工仔”的人士透露说，他们每月的收入一般在3000～5000元人民币之间。也许，他们收入的绝对数不比在本国高，但他们在中国生活，费用大大降低，这样，相对收入增加了，算总账还是在中国打工合算。这位人士说：“老外也很精明，如果收入比在国内差，他们一般是不会到这儿来打工的。”

日本厨师说，我很想留下来

国门开启之后，某些中国人为自己的国籍感到尴尬。他们或花巨款买假护照而无悔，或用青春美貌换一纸“绿卡”而无怨，千方百计离开中国。相反，在中国广东生活了一段的“洋打工仔”们，却想长期留在中国。

沙吉欧最初怀着对“共产党国家”的一丝畏惧心理，小心翼翼地踏上中国的土地。很快，他发现广州是一块很安全的地方。上街问路，尽管交流很费劲，但中国人还是极热情地用手势为他指点。因此，即使是深更半夜，他也敢一个人骑着单车在街上闲逛。他说，他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在花园酒店，上到总经理，下到一般职工，大家都对他很友好，使他感受到与“认钱不认人”的社会相比，中国的空气要清新得多。

马来西亚人杨秀和在中国与香港合资的凯旋华美达酒店工作。来广州之前，许多朋友对他说，广州很大也很乱，经常有人大白天拿着刀子抢钱，但他来广州之后，发现这里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可怕，他说，我感到和世界许多地方比起来，广州的治安很好。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洋打工仔”们亲身感受到中国的进步，看到了希望。来自法国的标致汽车公司工人儒尔诺说，他1989年来广州时，太太和孩子随同前来，第二个孩子才15个月，他感到带孩子颇有难处，很多服务项目和生活必需品缺乏。但仅仅过了3年，他发现广州变化很大，对于像他这样的外国工人，广州要什么有什么，从来没有什么不方便。

许多“洋打工仔”都希望延长在中国的合同期限。佐野峰幸目前只与白天鹅宾馆签了一年的合同，他希望能够续签。他说，许多国家规定，在当地工作满5年以上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他期待有朝一日，他也能领到中国政府颁发的“绿卡”。

菲律宾小乐队与花园酒店每期签约是6个月，已经续签多次。沙吉欧说，如果“中国老板”同意，他愿意一直签下去。即使不在花园酒店干了，广州深圳还有那么多大宾馆，他们可以去试一试。沙吉欧之所以决心在中国干下去，是基于他在广州生活6年的亲身体验。他自信地对中国记者说：“我认为，再过10年20年，广州将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洋打工仔”，除已有太太的外，都表示愿意娶中国姑娘为妻。沙吉欧说，他不太英俊，工作又特殊，希望能找到一位能理解他的中国姑娘。可惜的是，由于语言障碍，他至今尚未如愿。

佐野峰幸离过婚，如今孤身一人。他说，由于环境的限制，他目前与中国姑娘接触不多，短期内“拍拖”（广州话：恋爱）上恐怕不可能。他充满憧憬地说：“假如按照我现在的收入，再找一位中国女人为妻，就在广州长期住下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他说他并不想找漂亮的，只要心地善良就行。当然，他也担心一些中国姑娘愿意嫁给他是为了出国去日本，这就会与他的意愿恰恰相反，因为他想在广州安家。

“洋打工仔”为中国人带来什么？

总起来讲，“洋打工仔”在广东的口碑不错。尤其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要干就干好”的工作态度，得到了中国人的赞扬。广州标致汽车公司的中国员工说，标致公司每周工作5天，周六和星期天是法定的休息日，可是他们的法国同事夏迪和儒尔诺经常利用休息日工作。当别人都在休息的时候，负责采购材料的夏迪却要在各配套厂家之间东奔西走；在冲压车间当工人的儒尔诺每周必定加班一次，说这样他才睡得踏实。

佐野峰幸在工作之余总喜欢逛菜市场。中国同事问他，你单身一人在中国，吃住都在饭店，逛菜市场干什么？佐野峰幸说，咱们餐厅的原料都是进口的，成本太高，我不停地逛菜市场的目的，就是看我们能否在广州就地取材，如果成功的话，餐厅菜肴的价格就会大大降低，以吸引更多的中国顾客。中国同事听罢，不由感慨万分。

更使中国人得益匪浅的是受雇于广州民间教育机构“现代英语中心”的外籍教员罗伯特等人。罗伯特为了让他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练口语，每天晚上都主动加一节课，分文不取。他说：“是中国的雷锋教我这样做的。我热爱雷锋，他的言行就是我的生活准则。”同在这个中心任教的安琪和鲍勃也同样乐于助人，热衷于公益事业。今年1月12日广州市举行“首届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安琪和鲍勃肩扛横幅走在队伍的前列，那份真诚，那份热情，使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动容。

“洋打工仔”涌入中国，对改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很有益处。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和耻辱交织的历史，中国人和老外交往，总是挨打受气，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中。尽管这些年中国逐渐强盛，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低人一等的阴影，至今未能全部消散。过去只听说中国人飘洋过海去当苦力，哪里听说洋人到中国来打工呢？

连外国人都觉得中国雇用“洋打工仔”意味深长。去年世界女足大赛期间，美联社记者特意到一些雇用外国人的服务行业采访，想探究一下中国人的用意。中国的经理们含蓄地回答说：“也许你们心里比我们更清楚。”

一位常在有“洋小姐”作侍者的餐厅就餐的中国顾客说：“起初，我有点不自在。人家可是美国的洋小姐啊。时间长了觉得这很自然。在这里，我付钱，她服务，我们都很平等。外国人中国人都是人。”

“洋打工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明证之一。客观地说，“洋打工仔”比起中国的“打工仔”，收入丰厚得多，而且绝大部分供职于三资企业，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普通行业。也许，再过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再上新台阶之后，“洋打工仔”和中国的“打工仔”在择业机会、收入等方面才能彻底摆平，那时我们将以平淡而不是猎奇的眼光去看待“洋打工仔”。中华民族既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子孙在国外靠洗盘子为生而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因为有洋人在中国洗盘子而妄自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