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　张海燕

不断的血缘

它，多像一条健硕的大鱼，怪不得多少年来就有人张开了贪婪的网；它，又多像一艘大船，终日出没于风波，航行于巨浪，许多人都想作它的舵手，让它驶向外国的海岸。可是，早在远古时代，这艘船就紧紧依偎在中国大陆的岸边。秦时月、汉时关，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终于使它成为中华的一员。而到了13世纪，中国更开始了对它最早的有效行政管理。元世祖忽必烈曾派人赴台湾的日子，迄今已有700年。那时候，这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法国、意大利，更没有俄国和美国。又过了250年，一艘漂泊了数月的葡萄牙商船行驶到东经120度、北纬22度附近的航线时，忽然透过薄雾，看到远处有一座苍翠的海岛。岛上河水奔流，山林茂密，红香绿浪，幽谷云崖。望着这番美景，就连曾多次做过环球航行、见多识广的水手们也禁不住地高喊：“福摩萨！福摩萨！”

“福摩萨”，就是葡萄牙语中“美丽之岛”的意思。这座被雪浪与柔兰环抱的岛屿就是我们可爱的台湾。

当19世纪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击中国大门的时候，吞食着鸦片的封建统治者却在沉迷麻醉中偷生苟活。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朝政府与日本帝国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把台湾、澎湖诸岛拱手送给了日本。

从此，黑暗笼罩了台湾，时间长达50年。无怪《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会发出这样悲怆、啼血的呼唤：“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这仅仅是苦难与不幸吗？面临着民族灭绝的不幸是双重的不幸呵！于是眼泪被怒火烧干，热血因怒火沸腾。终于在1930年引发了震撼台湾岛的雾社起义风暴。

历时50多天的拼死抗争中，900多名山地同胞慷慨赴死。他们的头颅被割下来，起义领袖的遗骨被拉走示众达15年。今天，无论是谁，当他仰望这座纪念碑时，内心都难以平静，真是：一寸山林一滴血，山林永远唱大风。

是什么力量使我们的同胞能够抗击这半个世纪的黑暗？也许，台南学甲镇慈济宫内的一尊沿革碑的故事，会使我们找到答案。从1929年这块碑被刻成到它最终见了天日，整整经过16年，16个春绿秋黄，暑去冬来，学甲镇人用生命保护着这块石碑，因为这石碑上写着一段比生命都宝贵的文字：“我台人士祖籍均系中国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伦理道德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虽说现代社会，不能不染上几分商业气息，但传统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家庭伦理仍然是维系我们民族生生不已的纽带，给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聚合力。

今天，当台湾来的客人成群结队地走进明清两代帝宫改成的博物院时，他们就不只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去翻开这一页页历史的画卷，这里已不是书本上的金銮宝殿，在秋阳下，你所感到的一切都胜过书本上读过的一切语言，这里不只是一角的辉煌，而是一片灿烂。

19世纪末，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曾是“洋务运动”的真正试验场。1891年，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在台北和新竹之间修成，它比詹天佑的京张铁路早了近18年，那时的台湾还有了发电厂、电报局，可以说在这里催生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成就这一番功业的是李鸿章倍加赏识的台湾巡抚刘铭传。但是历史没有给刘铭传传名的机会，仅仅几年的功夫，这些成就便灰飞烟灭，成了侵略者的囊中物，洋务、洋务，成了为洋人的服务，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祖国母亲自己也在淌着血，流着泪。

大陆与台湾的确是同命运，共血缘，这割不断的血缘意味着什么？是西子湖畔金秋桂子十里荷花，还是白云黄鹤的阿里山？是故宫凌空翘起的飞檐，还是双潭秋月醉人的碧兰？

这共同的血缘，意味着什么？它是饮茶老人善良的谈吐，还是游乐场孩子们的笑声；是黄土地上的安塞腰鼓，还是妈祖庙前香火的旺盛？

共同的血缘意味着，它是风萧水寒的大河旁卷走的记忆，是苍凉大漠留下的壮士遗愿；它是古战场留下的马鞍和征衣，也是岩洞里留下的血痕和不屈的灵魂。

孤岛风云急

凄凄的寒风，萧萧的落红。1949年这位乱世败将退守到了台湾，当有人告诉蒋介石他即将栖身的那所别墅叫“草山”的时候，痛感“英雄”末路的他勃然色变：为什么叫草山？难道是说我落草为寇了吗？不久，这个地方就按照他崇拜的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改成了阳明山。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那位与康有为齐名的西学巨子严复。他身逢帝制，鼓吹变法，本想改造中国，后来却被旧中国改造得规规矩矩。但是鲜为人知的倒是，这位西学大师的长孙严侨，则更是生不逢时，死不逢地。1952年的一个深夜，他像在台中市第一中学的许多教师一样，突然涉嫌“匪谍案”而锒铛入狱。虽然因为他有豪门的亲戚，最后被免除了死刑，但这位饱受了10年牢狱之苦的数学教师、名门之后，此时已经油尽灯枯了。

严侨还算是幸运的。没有家世背景的人却有着更大的不幸。在那个年月里，因为一句话不慎，就可能让宪兵叫去“谈话”；他们被强加的罪名，常会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童轩荪，这个老报人，因为他的住宅里有本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而被说成是在看马克思后代写的书，一下子被定为思想“左倾”，被关进黑牢“感训”了7个月。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1975年，蒋介石梦中的故土，永远成了故乡的梦。人虽然死了，但他二十几年的用心良苦，已经为把大权传给儿子铺平了道路。蒋经国不久就把国民党主席、“行政院长”和所谓“总统”的三大权位集于了一身。

蒋经国的名字还是当年孙中山大总统给起的。孙中山先生曾经为蒋介石、戴季陶、金诵盘的4个儿子定名为经纬安定，希望他们日后都能成大器，成为安邦治国的栋梁。

时代的列车隆隆作响地驶进了7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也随着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大厦前的升起，台湾当局所谓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成了众人的笑柄，而一句“以不变应万变”的口号，更成了苦涩的自我安慰。

于是，蒋经国病急投医，开始了他为台湾国民党求生存的行政改革。那时，他的足迹遍及全岛，到农田边与农夫闲聊家常，到小摊点吃碗面，或者亲临建设工地巡查。至于说到行政办公的革新，更是他的得意之作。也许是强人也需要粉饰吧，蒋经国曾吩咐他的下属：“第一不要说蒋经国时代，第二不要喊领袖，第三不要称万岁。”

时代在变，潮流在变，连坐在轮椅上的这位病人膏肓的政治家也再不敢说“以不变应万变”了。是社会变迁推动了他的轮椅，还是他的轮椅试图跟上时代的变迁？总之，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台湾的政坛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人们不知道，当蒋经国先生最后一次来到这样的集会，内心起伏着怎样的波澜。但是我们知道，他的那些国民党元老派——被台湾同胞嘲讽地称为“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的政治木乃伊们，却实实在在地要退出政治大舞台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台湾的政治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东方社会的一个特殊变种。台湾今后向何方？是走向亚洲很少出现的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呢？还是走向仍具有独裁特色的所谓集体寡头政治呢？或者是长期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特殊政治呢？

纷乱不定，风云种种。所有这些，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崩溃，但至少告诉人们，如此动荡的台湾再也不是一艘容易驾驭的政治航船，它已处在险恶的风急浪高中。台岛所有的政党和政治家们必须小心从事，莫再想像当年那样，依仗着外国的军事保护伞，春风得意，轻舟飞渡了……

不奇的“奇迹”

1949年初春，上海吴淞口已经隐隐约约可以听到解放的炮声。这，不是一个月黑杀人夜，也不是一个风高放火天，但却是一个应让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记住的夜晚。趁着黑夜，作鸟兽散的国民党大员“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奉蒋介石的指令，与汤恩伯、蒋经国秘密取出库存的黄金、银元，装上汽车，日夜兼程向南方驶去。于是国民党统治大陆20多年来刮去的民脂民膏，就在一夜之间成了台湾的“镇岛之宝”。

据最保守的统计，俞鸿钧一行人运走的黄金高达395万多两，纯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块！如果说，这笔资金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经济绝处逢生，那么，来自美国的那一次次的“经济援助”，才使他们最后摆脱了濒临崩溃的绝境。从1950年到1965年中，美国给台湾的经济输血达14.85亿美元，军事援助竟高达30亿美元。

蒋介石逃台后，在总结他的失败教训时，曾这样评价过共产党：“共产党人不仅仅认真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的完成任务。”“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方法。”蒋先生能不能从他的对手那里学一些经验和方法，人们不敢奢望。但他到台湾后却的的确确开始比较认真地搞起了“土地改革”，那些内容乍看起来，颇像共产党早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搞的减租减息！

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内容是推行三七五减租，就是把原来佃农上交地主的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减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土改的第二步内容是公地放领，它是指把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耕地，折价发给本地自耕农。第三步是用资金征购地主的耕地，使原来地主占有的土地，转到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手中。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被称为“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组织。它的成员常年奔波于乡间山野，他们把土地的再分配，传授农业科技知识和农田整修、规划结合在一起。在这个颇有几分像农村工作队的队员中间，曾活跃着一名年轻的农业技术员，他就是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

台湾的“土改”当然是不彻底的。但它也的确导致了台湾农村的变化……

粮食问题喘了口气，但其他维系民众生活的衣、住、行、用还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于是“进口替代”就成了当务之急。所谓进口替代，就是凭借着本地劳力、资金、市场奠定起台湾岛内的民生工业基础。

如今，台湾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裕隆牌小汽车。它的传奇经历，正是这个时期台湾民族工业的象征。而它的发迹，却饱含着一对夫妻的甘苦与心血。1955年，上海籍的严庆龄，凭着一个工程师的心灵手巧，拆解美式吉普的零部件，组装了一辆汽车。就是从这个可怜的起点开始，严庆龄成了台湾民族汽车业的始作俑者。如果说严庆龄对汽车业的憧憬还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那么到了他的妻子吴舜文时，就变成了一部悲怆激越的进行曲了。丈夫因为劳累过度过早去世了，担子落在了从未搞过理工的妻子吴舜文身上。这位在中外历史知识方面颇有造诣的女强人，也深知中外汽车业的巨大差距。在她的会议室里，贴满了各国汽车的照片，唯独没有中国的。吴舜文痛心地写下了几个粗黑的大字：“我们在哪里？”在哪里？中国自己的汽车业暂时作为理想还装在吴舜文的心里。然而十几年之后，理想从心里跑了出来。靠着坚强与坚韧，靠着血管中滚动着的中国人的热血，靠着这些黄皮肤的女性和男性，台湾的街道上终于跑遍了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

“出口替代战略”为台湾的经济打开了淤积多年的经济航道。也许正是这突然的打开，也就引发了社会的阵痛。其中阵痛最重的大概就是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都会遇到的通货膨胀——这不可避开的幽灵。当时，台湾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要加速经济发展，必须进行痛苦的取舍，那就要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用刺激消费来刺激生产。然而，以尹仲容为首的一批主管台湾经济的人士，却对这种全盘照搬西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表示了不赞同。他说，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这使原有的成果成了“纸上的富贵”；通货膨胀还会导致企业家不劳而获或者少劳而获：而更糟糕的是，它将掩盖那些原来应淘汰的企业。所以尹仲容断言：对穷国来说，与其用贬值来求发展，与其鼓励人们的消费口袋，不如鼓励人们的投资口袋和储蓄热情。

六七十年代，是战后国际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这个金潮逐浪高的时代，台湾怎么办？如果说在这之前，台湾一直是面向内地，这时它却要转过身子面向世界了。不然让脊背朝着世界，再难得的机会，也会从背后溜走、滑过。于是，它真的转过身来，挂起了满帆，决定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这就是所谓的“外贸导向型经济”。于是台湾岛一脚踏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

大概就是为了这样一个总体目标吧，台湾在1965年建成了自己的经济特区。在高雄这69公顷的土地上，一排排的水泥厂房拔地而起，迅速简便的投资手续，免税优惠的投资条件，吸引了161家外商、侨商。荷兰的菲力浦，香港的成衣时装，大洋彼岸的轻工产品，网球拍、制鞋、制伞厂也都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紧随着高雄加工区的成功，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塑胶、纺织、食品、电子同样是业业兴旺。

也在这个时期，国际航运史上发生了一次革命。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就像驱动着一支魔杖，把往日各国海运码头上繁杂、喧闹、纷乱打扫得一干二净。奥秘所在，因为有了集装箱。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在全球涌现出的350家大集装箱航运公司中，执牛耳者竟是中国台湾的“长荣”海运有限公司。它使总经理张荣发获得了“海上之帝”的美称。这个出身寒苦，曾经作过最低级水手的人，今天可以用他开创的令人羡慕的事业，告慰死于海难的老父亲了。我们还不能说张荣发的发迹，就是这个时期台湾经济的整个缩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畅旺十几年的世界市场，的确给在这个时期闯进来的台湾带来了十几年的出口繁荣和经济兴旺。

是经济呼唤着人才，还是人才促进了经济，这大概就像“时势”与“英雄”两者的关系那样，难以下个定论。但是，当台湾在80年代的工业升级换代时，却真真切切地感到需要一大批既懂业务、又年轻的技术管理人才了。这位今年四十七八岁，曾被当作杰出青年的施振荣，在他成为电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过程中，就显示了一个现代企业家所具有的素质。施振荣有一双好眼力，又有一副好肩膀。他看清了世界，又担起了未来，机遇和幸运也就双双临于他的脚下，握于他的手中。他从搞电子玩具转而扑向了微机电脑，转向的坚决与迅速全在于他认识到高科技是未来企业竞争的关键。他成功了，成功得使人眼红。然而他的脸上没有露出笑容，他说：“高兴的心情可以转瞬即逝，留在心中永远起作用的却是责任的沉重。”

畸形地依赖外国资本，畸形地发展轻型出口工业，使台湾有过畸形的“繁荣”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畸形脆弱。于是到了今天，到了90年代，一切都变了。当曾经使台湾春风得意的国际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当劳动成本骤然增加，竞争力大大减弱时，台湾40年来形成的经济结构却难以改变。加上政局混乱，前途未卜造成的岛内投资情绪低落等等，台湾经济正陷入沼泽！

出路到底在哪里？80年代末，大陆的报刊和传播媒介不止一次地介绍了一个台湾企业家，他就是台湾人说起来就感到骄傲的王永庆。这位70多岁的老人，人们很难从他俭朴的衣着上看出他是世界排行第16位的巨富；人们也很难想到，在这副瘦削的骨架中，会保持着那样多旺盛的精力和智慧。他的父亲是个潦倒的小茶叶商，以至于王永庆小学刚读完，就只好辍学，但是他终于崛起于穷困，或者更正确地说他是崛起于自己的精明而有效的经营。今天，王永庆经营的台湾塑胶工业，甚至在美国也已大树成形，他的企业生产的乙烯居世界产量第一。然而，值得人们玩味的是，他虽已是亿万富翁，一条毛巾却要用30年；公司换了张新地毯，他也会大动肝火。真是大也精细、小也精明。难怪中外的行家们把他称作“经营之神”。

正在台湾经济如何走向问题上抬足举步都十分犹豫的时候，“经营之神”王永庆的眼光却射向了大陆，他来了。王永庆拟议中向大陆的投资，对台湾岛形成了巨力万钧的震撼。海沧这个千百年来似乎只是瘴疠弥天的流放地，却成了他倾心的热土。当然，王永庆要在这里建立石化城的计划能否实现尚属未定，但他想借助大陆资源、人才优势，渴求再度起飞的愿望，的确是给台岛的有识之士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发。

各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地中海已成为过去，大西洋只是现在，而太平洋才是未来。生活在太平洋经济圈的中国人，是历史给我们再一次机会？还是要我们在新时代向全球的经济挑战？然而，无论怎样构想未来的中国，联合在一起的中国人，都不该再作小龙的盘旋，小虎的跳跃，而应该是21世纪猛虎的跨越，巨龙的升空。

黄河的召唤

1937年4月5日，正是春雨潇潇的清明时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军政要员顾祝同、张继，携带着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祭文，来到这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派代表林祖涵携带主席毛泽东、红军司令朱德的祭文前往这里。松涛阵阵，香烟袅袅，国共两党共同祭奠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

又过了整整50年，1987年的春天，当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李远哲这两位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华裔学者时，他这样深情地说：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最古老的、在世界上唯一历史没有中断的民族。统一祖国是我们这个几千年文明古国人民的愿望。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不论走到那里，不仅能站起来，还要飞起来呀！

这里，曾经是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前沿。厦门，已经是中国南方一座特别繁忙与繁华的城市。昔日飒爽英姿的女民兵，变成了今天中外合资企业的女经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字标语，变成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霓虹灯；曾不时光顾这片沙滩的那些来自金门、马祖的炮弹，变成了台湾同胞向这座沿海开放城市投下的技术和金钱。就连当年只作军事观测用的高倍望远镜，如今也成了旅游者的“千里眼”。呵，千年沧海桑田的神话，在这里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年。

朝鲜战争结束后，一贯插手台湾事务的美国五角大楼抛出了“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他们要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划峡而治，造成一个“台湾中立”的永久局面。这种要求，对于既需要美国的“军事输血”，但又主张一个中国的蒋老先生无疑是一剂难咽的苦药。毛泽东主席洞若观火，他笔走龙蛇，亲自签署了作战计划。著名的八·二三炮击的那一天，真是翻江倒海卷巨澜，两个小时内，45000发炮弹倾泻在金门、马祖，大地在摇撼，连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也几天都睡不着觉。一个多月的连续炮击，使美国政府不再敢提划峡而治的主张。而在后来那份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告中，毛泽东这样说：“国民党朋友们，……两个中国的伎俩。全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希望你们不要屈服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是谁让蒋介石先生没有吞下那服苦药的，他自然心有灵犀。据说，炮击一开始，他就派蒋经国冒着弹雨泅水上了金门。多少年后，他还记得这件事。当听到中国海军为保卫西沙群岛，不再绕公海，而要直驱台湾海峡时，蒋先生沉吟良久，最后，他向请示是否要拦击共军的人说：西沙战事紧呐……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指出：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同年10月，叶剑英委员长郑重建议，国共两党实现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合作；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提供方便，达成协议。

3年以后，主政台北的蒋经国收悉了他的老同学廖承志发自北京的信。这封信既语重又心长：倘若蒋经国先生能亲手成就祖国和平统一的千秋伟业，必为举国尊重，世人推崇。其实，此刻在关心着蒋经国先生的又何止一个廖公。作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校友的邓小平以及和他同班同桌的乌兰夫副主席，也同样在遥望南天哪！

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是迫于岛内外强大的搞议压力吗？还是割不断、理还乱的思乡之情呢？我们已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蒋经国先生终于在作古之前，在诸多的不明智的举措之后，作出一项最终的明智选择；开放赴大陆探亲。这是经国先生个人历史结束时光彩的一笔，也拉开了两岸交流新时期的序幕。

还记得这个场面吗？这仅仅是开始办理赴大陆探亲手续的第一天。台北、高雄红十字会门前，已是人头攒动。

歌星、影星、文星、笑星、体育明星，在大陆的舞台上、绿茵场上成辉相映。渔民、商民、村民、普通市民在大陆找到了故土，找回了亲情，在众多亲人们的簇拥下，他们好像头一次成了明星。

这位90岁的老人，辛酸和苦盼伴随着他度过了大半生。虽然生命已到尽头，但他仍不情愿就这样离去。他的眼睛依旧大睁着。虽然天天柴门闻犬吠，却不见风雪夜归人。直到这一天，失散40年的儿子，跨过海峡，踉踉跄跄冲进房门。老人那时已经不能动弹了。当儿子双膝跪地，大声地呼唤着父亲时，才发现你亲那早已干涸的双眼又滚落出晶莹的泪珠。两天之后，这位老人走了。为什么40年的苦盼只换来了两天的团圆，把酒问苍天，苍天说，那是因为亲情无价，人情无边！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抢滩来大陆采访时，会受到那样热情的接待；为什么当大陆记者范丽青、郭伟峰踏上台湾岛时，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年轻的朋友，让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来相会吧。

引人注目又使人思考的是，自从1987年11月2日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台湾到大陆的各种游客已近300万人次，相当于台湾省人口的1/7；而大陆赴台探亲的只有12000余人，只占大陆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这两个数字所反映出来的悬殊的绝对差距，和更为悬殊的相对差距，说明了什么呢？

也正是这不言自明的原因，在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也就常常混杂着一股逆流和浊流，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台湾独立运动”。

造成“台湾独立运动”猖獗的原因和背景，当然有国民党当局多年来偏安一隅，建造小朝廷，实行所谓“实质外交”、“银弹外交”的因素，企图以此达到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国际承认；同时也是国民党当局40年来在岛内对民众实行高压统治，造成逆反心理的恶果所致。至今，他们仍旧对统一问题态度暖昧，甚至以攻为守，借“国统纲领”，不肯敞开两岸执政党对等谈判的大门，“台独”正是在这样的卵翼下逐渐地孕化坐大。

台独、台独，辛苦为谁独？难道是为了他们，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如果是的话，那么除了使台湾继续充当别国世界战略中的筹码、充当外国势力所谓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还奢谈什么独立，什么前途？

台独、台独，辛苦为谁独？是为所谓的“本地人”吗？常识告诉我们：台湾的“本地人”祖辈上全是大陆居民，而更早的台湾居民高山族同胞，1990年还曾派出代表来大陆祭黄炎陵，认祖归宗，“台独”岂不成了没有对象的服务？如果台独势力一意孤行，等待他们的将不是桂冠，而是岛内外中国人的严正审判。

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征服了太空，而仅仅100多公里宽的海峡却无法跨越。这茫茫苍苍的大海淹没过多少人的夙愿，也留下了多少无法言传的遗憾。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国务27年。大概是忙于国事，疏于文墨吧，对诗词歌赋几乎罢笔。可是，即给台港同胞留下了这首质朴情深的小诗：“台澎金马、唇齿相依……”他在告别人世前所嘱托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祖国的统一，就是问候台湾的那些老朋友、老同学、老部下，而当他的妻子邓颖超把周恩来的骨灰摆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时，也是在了却亲人那无法了却的心愿。

地球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人只有一个故乡。故乡的人把同胞期盼，故乡的人也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位86岁的老翁永远站立在玉山之巅。这位陕西籍的原国民党监察院长从政60年，任宦海沉浮，任时世巨变，好像已心如古井，忘记了一切人间冷暖。然而，在他弥留时刻，却向着北方，向着故园，写下了这样的苦恋，这样的诗篇：

葬我于高山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能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能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