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9日中午，一名提黑色手提包的男青年，慌慌张张地闯入山东省木材公司储蓄所。正在值班的储蓄代办员、共青团员杨立芬，见来人行迹可疑，便立即站起来向前询问，来人见杨立芬有所察觉，即从手提包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射钉枪对准了小杨，一起持枪抢劫银行案就要发生。在这危急关头，小杨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首先想到去按警报器，就在她奔向警报器的时候，歹徒朝她开了枪。射钉枪射出的钉子，穿过小杨厚厚的棉衣，打断了她的一根肋骨，鲜血透过棉衣涌了出来。她在躺倒的瞬间，忍着剧痛毅然按响了警报器。犯罪分子被震慑的警报声吓得仓皇逃窜。其犯罪预谋没能得逞，国家财产得以保全。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其过程并不复杂，是非十分明显：杨立芬在国家财产受到威胁时，面对歹徒的射钉枪，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身受重伤。这种忠于职守临危不惧的精神和行为，本应受到表彰和鼓励。然而，事情的结局却并非如此。从杨立芬住院的第2个月开始，木材厂的个别领导，就对杨立芬事件做出了“违章工作”的错误决定。所谓违章，是指“储蓄工作不可一人临柜”的规章制度。的确，事发时杨立芬是一人在柜台值班。3个值班员中，一个请假未到，另一个人回家吃午饭，她是唯一一个坚守工作岗位的人员。不追究擅离职守回家吃饭者的责任，却对坚守工作岗位身受重伤者予以指责和非难，其情理何在？如果工厂领导通过这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