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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杜林说的

1992-07-15陆广品

读书 1992年3期
关键词:马克思

陆广品

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再版的由季陶达编著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第42页有一段话“休谟是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年间从配第出发的最后一位著作家,同时,他又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和朋友,所以他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马克思说:“更后在经济学真正大殿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这里,有关学术观点上的可商榷之处姑且不论,但对马克思原话的断章取义则不能不指出。实际上马克思并不认为“休谟是在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年间从配第出发的最后一位著作家”,也不认为大卫·休谟是经济学真正大殿入口的人物。马克思在《反杜林论》《批判史》论述这一章中,讥讽杜林《国民经济批判史》中所谓“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论述”时说,“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庙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7页)马克思认为在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二年这段时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是古典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杜林先生大笔一挥,把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二年这一时期勾掉了,从而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完全勾销了,同样,再把笔一挥,又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在长期内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同上书第294页)在马克思的其它著作中,还提到詹姆斯·斯图亚特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问世前“最有威望的经济学家”(《马克斯恩格斯全集》26卷Ⅱ:第120页)是“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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