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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

1992-07-15葛佳渊罗厚立

读书 1992年3期
关键词:国家文化

葛佳渊 罗厚立

以往治史,多以人物或事件为轴心来把握历史演进的经络,而对人物事件后的社会文化自身嬗变,关注不够。今日海外汉学中的社会史取向,则恰好反之,是力图将对历史过程的探究,根植于对地方文化社会变迁的了解之上,以期对来龙去脉(context)有一更深刻的把握。这一取向筚路蓝楼者,为伦敦大学傅立曼(MauriceFreedman)的宗族说(lineageorganizationtheory),斯坦福大学施坚雅(WilliamSkinner)的市集体系说(marketSys-temstheory),以及萧公权等的缙绅社会(gentry society)研究。而近年对这一取向做出新的拓展的,是近日付梓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九○○——一九四二年的华北乡村》一书(以下简作《文化》)。

《文化》一书为杜甫生(PraenjitDuara)所作。杜氏为印度人,留学哈佛,师从清代社会史名家库恩(PhilipKuhn),专事清末民初史研究。该书瘁其十年之心血而成。杜氏雄心勃勃,欲于书中构筑一庞大体系,兼容并蓄傅、施、萧三家,以廓清此时期华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杜氏并引入欧洲史研究中的“国家”概念,以考释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消长,为检讨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空间,颇值得注意。

《文化》一书旨在阐释近代中国的一大悖谬性历史现象,即以清末“新政”为发端的一系列“富国强兵”之举,其结果均适得其反。尽管这些以国家对社会渗透为主要手段的措施与近代欧日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极其类似,效果却大相径庭,貌似而神离。作者认为,原因在于华北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扩张渗透,实质上摧毁了地方社会的既有秩序,而同时又无法找出一套相应的整合手段,结果就使华北农村陷入一种所谓“国家滞变”(stateinvolution)的窘境之中,导致这些政权赖以生存的农村社会组织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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