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湜

前两年，我的“九叶”诗伴陈敬容在北师大蓝棣之教授的帮助下曾主编了一巨册《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出版；现在，我又拿到了另一位“九叶”诗伴唐祈在北大孙玉石教授们与更多评论家支持下主编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两人都在完成了一个宏大工程之后辞世而去，叫我们心里不由得有着深深的悼惜之情。

敬容是诗人，也是翻译家，因而她主编的书里有世界各国的名诗译品，就中更突出了中国新诗人们的众多精品；唐祈在高校教授新诗多年，前曾编出一套《中国新诗选》四册在学院内印出，就在这个基础上，他主编了现在的这一本巨作。

唐祈在他的《辞典》中首先突出了思想艺术价值的选择原则。在他看来，思想与艺术是统一，辩证地统一，而不是也不能分裂的。因而有些比较概念化或口号化的诗作就不在他的选择之列。他是下了决心，放弃一些名家之作，毅然以诗作的包孕着思想内容的艺术水平为准来挑选诗人们的代表作的。为了考虑学术性，表现新诗发展的历史积累进程，五四以来的早期诗人的名篇不能不选入一些，可每人只有一、二首以见一斑。只有在各个历史阶段创造了新诗艺，提高了新诗艺术水平的大诗人，如郭沫若、冰心、李金发、冯至、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艾青、何其芳等才选得比较多。可艾青，这位当代诗艺大师也才选了包括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内的四首，对后一代风格上最有影响的何其芳也一样是四首。而且他也不都选抒情短章，有一些可以见出诗人们的诗艺功力的长诗，叙事的或抒情的，也都选入了。不过，诗实在太长了无法全部容纳，就只好选录精彩的章节或片段。的确，有些诗人的功力之深、气魄之大，就只能见之于长篇巨作，如孙毓棠就离不开他的名作《宝马》。他的选择原则更有一个开放性，这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方面他是十分注意年轻一代诗人的，如“朦胧诗”派的、“第三代”的诗人们，都选了他们的一些有开拓意义的代表作；另一方面，也考虑到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新诗，选入了有代表性的诗人三十多位的四十来首诗。这些诗作与国内年轻一代诗人的诗在诗艺、风格上似乎有一些联系，可以给我们当代的诗人不少艺术上的借鉴。年轻的一代可能是，也应该是新诗的未来，我们应该对他们寄予厚望。不过，就目前水平看来，他们的作品还是在比较生涩的未成熟的阶段，因而还只能恰如其份地选出一些代表作，如舒婷、顾城都选了三首；不过，就比例来说，已不算少了。

看来，他摒弃了不少名诗人的作品，却选入了一些年轻人生涩的青果，是很有些“偏颇”的，可好就好在这“偏颇”上。有些名诗人的作品是经不起时间淘汰的，有一些是表现了他们当年爱国热忱或慷慨悲歌的革命气概的，现在读来，早没有了当年的感染力，勉强选入反而有损于他们的令誉。唐祈的艺术与思想合一的原则也叫他选入了一些曾被认作“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因为它们在诗艺上对后来的诗人有一些影响，对形成以艾青与何其芳为代表的中国新诗诗艺、风格的成熟期有一些贡献。这方面的开放不从他开始，可他也许走得更远、更深一些，更注意去发掘。另外，他也注意到入选诗作的鲜妍性或陌生感。有些诗章确是名篇，几乎每本诗选里都选到，大家十分熟悉，他就偏不选，却去发掘诗人的另一些不大有人提起，却不该被人忘怀、忽略了的好作品，如何其芳的诗，他不选后期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或《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却选了早期的《爱情》与《花环》。贺敬之的诗，他不选大家十分熟悉的《回延安》，却选了一九四○年他去延安途中写的《跃进》与同年在延安写的《生活》。这是一种深层的发掘，使这书充满了新妍的气息。

也许会有人认为唐祈把“九叶”诗友的诗选得较多，分量较重，可这也是着眼于诗艺的创造性。如杜运燮的《滇缅公路》、穆旦的《赞美》、唐祈的《时间与旗》、陈敬容的《逻辑病者的春天》、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等都是在诗艺上有独创性的长篇名作。的确我们九人都在诗艺上有些与众不同的探索，郑敏至今仍在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她认为自己在八十年代进入了“第二个童年”。我认为我们奉献自己的创造性的诗艺，是一种当仁不让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不过，这部巨作的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它的丰富多彩的“鉴赏”，这是一部鉴赏辞典，也理该在这方面有所突出。

我个人认为，这儿为《辞典》撰写“鉴赏”的九十位学者、诗人里，北大的孙玉石教授写得最多，也最细致，质量最高。他写了梁宗岱、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特别是卞之琳的诗的鉴赏。以卞之琳《断章》的赏析为例，四行诗竟写了近三千字，可以说写得极为丰富完满。他说：“诚然如作者说明的那样，表达形而上层面上的‘相对的哲学观念，是这首《断章》的主旨”。这四行诗“所创造的画面的自然美与哲理的深邃美达到了水乳交溶般的和谐统一”。之后，他做了十分透彻的细致分析，如说这一幅“水墨丹青”吸引了你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作者怎样巧妙地传达了他的哲学沉思……”。他还以为“关键在于诗人以现代意识对人们熟悉的材料(象征喻体)，作了适当的巧妙的安排，也就是新颖的艺术构思与巧妙的语言调度”。最后他还拿这四行诗与五代词人冯延巳的《蝶恋花》词作了比较，说明它比冯词的优胜之点，说它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为读者美丽的想象留下了更开阔的创造空间”。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四行《断章》诚然“淡化了个人的感情色彩，增强了诗的智性化趋向”，可也还是首情诗，爱的感情还没有“淘洗”干净。因为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也梦着“你”(“你”就装饰了他的梦)；诗人也许自己就是这看风景人，他常常梦着她，我不完全相信诗人矫情的自白，在画面背后的“相对”哲理概念后面仍还有着脉脉含情的“袅情丝”在荡漾。

他对徐志摩《海韵》的鉴赏也写得十分精彩，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细致的分析，指出他实现了闻一多的建筑美与音乐美的理论。我的九叶诗友郑敏对诗友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女犯监狱》，以及另一诗友穆旦的诗的鉴赏也极为精辟。她指出唐祈的前一诗呼应着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预言着艾伦·金丝伯格在五十年代写出的震撼世界诗坛的《嚎叫》；也指出后一诗中的超现实主义的观照。穆旦的诗较为难懂，幸亏有了她与诗人莫文征、香港学者梁秉钩与好友周珏良教授的诠释，才能有较全面、深刻的理解。

在青年评论家中，我十分欣赏王晓华同志的鉴赏。他常以十分抒情的笔调先描出诗的内容，然后再去发掘诗的深层内涵，指明诗人的成就，诗的艺术特色。如对徐志摩的《落叶小唱》的解说，就写得一气呵成，十分抒情。

在青年评论家中，唐晓渡，特别是陈超对年轻一代诗人作品的诠释与评论也十分出色，晓渡对岛子的离奇的《蝉声》的现代分析，陈超对于坚的《在漫长的旅途中》里的“幻觉语言”的“语感”，都有新鲜的解释，至少给了我不少新的知识。

我自己也写了几篇平平的“鉴赏”，我自己的诗却劳动骆寒超教授为我写了篇鉴赏，他是我的三十年至交，对《孤独常叫人深思》却有些误解。说到底，还是我自己的失误，没有加个副标题“遥念敬容、唐祈”，这诗确是一九七八年怀念久无音信的他们两人写的。诗的第一章第一节写的是孟浩然，第二节写的是李义山，都是我最喜爱的唐代诗人，是作为陪衬写的。这对熟悉唐诗者是不难理解的。第二章却不同，第一节的“萨浮”并不真的是说古希腊的萨浮，而是指我的挚友陈敬容，她写过名作《渡河者》与一些关于白鸟的诗，一九五八年我离京后就一直不知她的信息；第二节写的是唐祈，他写过一些有关先知与游牧人的诗，他离开北大荒时曾来信，说被派到赣南崇义山区教书，我是在怀念这两位四十年代的挚友，期望他们能写出更好的珍珠样清新的诗篇来；下面第三节也不是抒写我自己，而是前两节的结语，“可骄傲的天才”仍是指他们，我自己怎么敢自夸为“天才”呢？第三章是承前两章而来的结论，诗人济慈曾写到炉边蟋蟀的歌吟，可我这儿却是说诗人在风雨之夜的炉边写了对蟋蟀的歌吟，我们这一代诗人可都曾在悲凄的风雨之夜痛切地悲吟呵！寒超的鉴赏是写得很认真的，可由于我没有写上个副标题或加上注释，他就只好望文生义地下笔了，这误解的责任该是我自己的。

唐祈的这一《辞典》，在目前的几本新诗鉴赏辞典中，我看是最注意艺术水平，最有艺术开放性的，这不仅表现在篇目的选择上，更表现于鉴赏文的水平与开放性上。

(《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二月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