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　荣

倪墨炎先生的《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周作人》写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周作人。比如他和鲁迅为何割断兄弟之情？他失足之后为何要救助地下工作者？汪精卫对他大加赏识为何又让他从督办位置上下台？他为日本的教育文化卖力为何又被日人称为“反动老作家”？出狱后他为何不去台湾而经上海转回北平？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为何著译甚丰？等等这些问题，倪墨炎先生都力图在书中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作为一员战绩斐然的新文学运动骁将，周作人下水以后思想上一定是很苦闷的，不然他就不会写出那么多的读书笔记。从这些众多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他的忧国感时精神，这些隐喻的感时精神在当时当然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但在研究他的思想时就不能不说重要了，简单地认为他是在“掉书袋子”，恐怕就失之大意了。作者是以冷静的史实专家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的。他捋顺了周作人与敌伪时期各刊物杂志的关系，既批判了周作人在一些公开场合中的奴才嘴脸，又特别指出周作人在失足后期，思想并不是单一凝固的，而是复杂变化的。

传记写出了周作人附逆前后的复杂心理过程。周作人并不是因为贪图安逸的书斋生活和日本老婆的劝诱所迫，立即下水附逆的。他有一个过程，北大留平教授孟心史病逝，周作人送的挽联是：“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一般人看过后，可能会觉得周作人把老同事与古人相联系，仅出于他的知识分子情致。但作者从中分析出挽联中有周作人对民族的“眷恋”和对占领者的“不满”！周作人当时对日本军国主义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随汪精卫附逆后来又反正的三翻四覆的人物陶希圣在他所写的传记《离乱》中说：“我从河内到香港时(即一九三九年一月)，即派武先卿往北平，考察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况，特别访问周作人(岂明)。……岂明对他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周作人托武先卿带给我的口信是‘干不得。”周作人的这个分析不能不说是清醒的，他告诉别人“干不得”！而他自己为什么“事实上不能不当”呢？这一直是个谜。倪墨炎先生从思想上寻找周作人失足的原因，他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周作人思想的变化过程，从周作人的空虚感、历史循环论到迷信海军……他对中国的了解不能说不深，然而了解到失望的程度，又实在令我们感到齿冷。我觉得作者的这个分析是中肯得当的。倪墨炎先生在《遇刺》一节中，引用了三种说法，这也是很公平的，因为周作人自己的那种说法很难让人相信。他为什么在丧失民族气节的下坡路上不断地滑下去，人们的确只能从思想上分析事件的原因，知弟莫如兄，鲁迅曾尖锐地指出——“昏”！知堂老人昏矣！倪墨炎先生形象地说：“一声枪响，子弹没有钻进他的肚皮，却打弯了他的膝盖，他跪下来了，他屈膝事敌了。”而《知堂回想录》中“元旦的刺客”一节，应看作是周作人为自己的辩解，他越是遮遮掩掩地表示避免辩解之嫌，越是在卖力地辩解！

倪先生的这本周作人传记，章节精细，资料丰富，可读性强。没有空洞的大理论，而是靠史实说话。一册传记，一册像周作人这样有争议的人物的传记，写到现在这个样子实非易事，是应给予较高评价的。

(《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倪墨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5. 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