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贻玖

一、正史、野史都要读

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读得最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等几种。

毛泽东还从思想上高度评价《二十四史》。他说:“《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毛泽东最爱读的另一部史书是《资治通鉴》。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说:“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大体上取材于史书，但增加了若干虚构的情节。毛泽东也是这部书的读者之一。他自己读，也推荐给别人读。

毛泽东读《东周列国志》这部历史通俗演义，评价说:“它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

在历史小说中，毛泽东最爱读的应算是《三国演义》。毛泽东评价这部书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读《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1953年，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像《红楼梦》这样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毛泽东也认为:“《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二、贾谊、王勃年轻有为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他说，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英俊天才”。对他三十三岁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深表惋惜，感叹地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出改订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措施，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嫉妒和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四年后，文帝召他回来，任文帝小儿子梁怀王太傅。贾谊虽经历了被贬黜的磨难，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未泯，向文帝写了《治安策》。

《治安策》是贾谊深刻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提出的。它从历史到现实举出种种事例进行分析，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笔朴实犀利，感情中肯真挚。因此，毛泽东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样，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会变坏。这种把太子放进“玻璃罩”里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丧失“免疫力”，很难达到贾谊理想的教育效果。而毛泽东一向主张，年轻一代要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王勃被称为“初唐四杰”的佼佼者，诗文最有特色。对《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写作时间，毛泽东认为:王勃此文，“是去交趾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应有二十三、四了”。作《膝王阁序》时，王勃“应是二十四、五、六”，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十三岁，或十四岁”。“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到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批注中赞扬道:“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

由王勃的年轻有为引发，毛泽东在批注中一再阐述自己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三、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

曹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旧史学家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毛泽东在《三国志》等书有关曹操部分，作了不少圈划和批注。他主张对曹操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议论曹操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另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着曲线，天头上批注:“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曹操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位尊权重，自己却未曾称帝。这和东汉末年割地称霸的各种风云人物相比，其政治远见高出一筹。毛泽东对他这一点也颇为看重。《魏书·刘表传》中说: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对此批注:“虚有其表。”

卢弼在传记中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对此又把他与曹操相比，批注:“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

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上述论述时，用粗重的红铅笔划着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

朱博是西汉人，汉成帝、哀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大司农。《汉书·朱博传》记载:朱博出身贫寒，“为人谦俭，不好酒色游宴。”在出任冀州刺史时，前任刺史留下的从事认为朱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故意组织挑动了数百人在他外出巡视时，拦路申冤，以试探朱博的能力，朱博“心知之”，当场处理了这四五百人提出的问题，果断明快，“如神”。众人想不到朱博应变能力如此之强，各自散去。后来朱博察实此事确系前任刺史留下的从事教唆、授意干出来的，就把那人杀了。毛泽东读到此处，对朱博这种处理方法不以为然，批注:“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有一大户叫尚方禁，此人年轻时，曾因通奸被人砍伤了脸颊，留下疤痕。主管这件事的官员受贿，不仅不治他的罪，反而让他作了官。朱博知道了这件事后，在一次因事召见尚方禁时，故意问他脸上疤痕的来由。尚方禁知道朱博已经了解内情，赶紧叩头认罪。朱博没有责备他，反让他立功自效。尚方禁又喜又惧，表示愿以死相报，此后果然立了功。朱博又让受贿的那位官员交代罪行，告诉他，接受一钱以上贿赂都不得隐瞒，若“欺谩半言，断头矣”。这位官员如实招出，朱博责令他改过，仍任原职。从此这位官员再也不敢受贿。毛泽东在此处批注:“使人改过自效。”

毛泽东对朱博处理以上两件事的批注，一非一是，其指导思想都是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

曹景宗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他骁勇善战，立有武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方面都有些不为人所称道的地方，远非一个完美的人。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毛泽东批注:“景宗亦豪杰哉”，这是否使人难解?通观毛泽东的圈划批注后，可以看到他读史的另一视角，从而得到解答。

曹景宗以英勇善战著称，但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介武夫，而忽视了他的文才。传记中说:景宗和韦睿解救了徐州刺史昌义之后，胜利地班师回朝，梁武帝为他们举行庆功宴会，众臣饮酒赋诗却不让景宗参加，经他再三请求，只得将剩下的“竞、病”两韵给了他。他很快写出:“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梁武帝和众大臣读后，“惊嗟竟日”。毛泽东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曹景宗的文采也颇赏识。1958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这首诗，用以说明文化不高也可写出好诗，只要肯学习。

曹景宗治军不严，他的部下“军士皆桀黠无赖”，乘战乱之机常常抢劫财物，掠夺妇女，景宗“不能禁”。毛泽东在传记的这一段批注:“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

曹景宗还贪婪地搜括民脂民膏，为自己修筑豪华的住宅，占地数里，沉溺于声色游猎。梁武帝因为他是功臣，有人弹劾也不闻不问，加以包庇。毛泽东对此批注:“使贪使诈，梁武有焉。”在这里，毛泽东从领导角度，又一次看到梁武帝对干部养痈遗患的失误。

(红强、安东摘编自《光明日报》载《毛泽东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