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民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一个星期，六辆囚车在一队手持鬼头大刀刽子手的监押下，鱼贯进入京西的菜市口广场。号炮响过，车门打开，六位“死囚”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刑台，这就是近代震惊中外的“戊戌六君子”事件。六位志士中间，林旭是最年轻的一个。

林旭(一八七五——一八九八)，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祖父林福祚曾任安徽东流知县，父亲是位穷秀才。林旭自幼颖悟聪慧，天资特达，七岁从读于私塾，往往能“出语惊其长者”。稍长，则“喜浏览群书”，古今文史，无所不看。时值家道贫落，无力置书，为了满足求知欲望，常向邻里友人借书阅读，众人见他勤学博记，都乐于相助。一八九二年，清末道员沈瑜庆(沈葆桢之子)回乡省墓，念林旭才华横溢，特将爱女沈鹊应许配，并携游金陵、武昌等地，“遍识一时所谓名流”，从而大大开阔了林旭的眼界。第二年，林旭回邑参加乡试，冠全省，轰动了当时名士云集的八闽之域，读书人阅毕林旭“奥雅奇伟”的文章，无不击节赞叹，他的试作也由此“传诵天下”，一时脍炙人口，深得当时福建学政王锡藩的赏识。

有趣的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林旭个人的意愿在他通往科举成名的途中抹上玫瑰红的色彩。一八九五年，林旭入京赴礼部试不第。正当他发愤再试之际，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战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烈地撞击了林旭求取功名的心扉，把陶醉在故纸天国里的他从半空中抛了下来，“乃发愤上书”，与在京准备会试的一千余名举人参加了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的拒约行列。“公车上书”后，林旭捐资为内阁候补中书，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著名的维新人物，放弃了“向习词章”的志向，拜康为师，专治“义理经世之学”。这个变化是林旭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从此，林旭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中坚人物。

一八九七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林旭遍谒在京的福建同乡，协助组织了“振厉士气”的通艺学堂和强学会。第二年春，又积极奔走，以救亡图存相号召，发起成立闽学会和保国会。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维新变法，期间，林旭经王锡藩举荐，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预新政，专门负责审阅大小官员上递的奏折，为变法草拟诏书等事项。任上，林旭“陈奏甚多”，常代拟“上谕”，颇受器重。在变法的危急时刻，还不顾个人安危，为光绪帝传送密诏，直至戊戌政变发生，凛然下狱，献出了仅有二十三个春秋的年轻生命，用鲜血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

林旭作为晚清杰出的维新志士，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早已是英名满天下了，然而其诗歌的价值，却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曾作诗几百首，遭清政府杀戮后，诗作逐渐散佚，现仅存《晚翠轩诗》一册，收诗一百四十余首。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领略出历史时代脉搏的回音，更可以反映出一代曾醉心于封建文化和仕途的知识分子，伴随着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所留下的一串历史演变的曲折印辙。

林旭学诗并没有遵循一般的由浅至深的规范，而是“力学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陈衍《石遗室文集》卷九)走上了“取路孟郊、陈师道，苦涩幽僻，识者以为孟夏行冬令”(《闽侯县志》林旭传)的艰难道路。按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林旭的诗歌可以一八九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早期林旭的诗作深受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刻意模仿唐宋名家风尚，属于近代诗坛上的“同光体”诗派。内容多为模山范水，吟花弄月，应酬赠答，矜才炫学，情调感伤忧世，寄托着深沉的人生。艺术表现含蓄委婉，沉郁深致，矫奇立异，凄清苍凉，风格幽僻冷峻。这同他早年经历系统封建文化教育的过程，以及长期接受“同光体”流派的薰陶，不能不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林旭早期的某些诗篇与正统“同光体”故弄玄虚的格调尚有不同之处，略间悠然隽永的神韵和时代特色的意境。

首先，描绘祖国灵山秀水的诗作，散发着一种清新真切的气息，别耐咀嚼的滋味。“闭门不看宜州山，临去还来访窟颜。聊欲问僧寻枕簟，溪轩踅卧听潺潺。”(《题三游洞》)如此明快的诗句，相当婉曲流畅地表达了诗人对祖国风光的流连，确实包含着令人陶醉的基调。“清溪十里几多盘，收束将穷却放宽。山要拦人拦不住，侧身让过乞人看。”(《暑夜泛姜诗溪》)这首情趣盎然的小诗，写得那么轻松洒脱，犹如缀画一般，吟着这首诗，仿佛进入了桃源地界，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起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千古佳句。像如此优美，不落俗套的妙笔，在林旭早期的诗作中还可举例许多，均一并构成了其诗作“精研博赡”且清新疏旷的一些特色。

其次，林旭由于生长在中国近代天风海雨的形势下，诗坛上改革与保守诗派的斗争，对思想尚未成熟、求知欲望又极强的他产生了强劲的冲击波，所以在他早期的诗作中，还有不少异同于“同光体”流派绝不写“感事”内容的诗歌。“屯幕临官道，柳阴卧橐驼。莫将笳鼓竞，空唱天山歌”。“客店骡马滚，公徒何振振。皆言防帝畿，那复愁行人。”(《北行杂诗》)“壮夫腰镰方纵意，渔父拿舟自垂泪。哀哉斩艾不自得，纷纷载去如束藁。”(《闵月湖荷花》)这些诗歌不但揭露和鞭挞了当时封建军队在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在百姓面前却不可一世，如同豺狼的腐朽残暴本性，也描述了人民生计清寒困苦的凄凉状况。尤其诗人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为了表达极端愤慨的郁闷心情，便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了第一首完全面对社会现实的诗篇：“言战言守言迁都，三十六策他则无。深宫追念先朝痛，根本关中敢轻动。掷鼠忌器空持疑，虎割肉有尽时？书生不自有科第，能为国家做么计。东家翰林尽室避，犹闻慷慨排和议。”(《叔峤印伯居伏魔寺数往访之》)林旭痛心清政府在殖民者的侵略下束手无策、迟疑不决的软弱姿态，敏感地觉察出赔款割地求和就如剜肉喂虎一样，是无法满足日本强盗的贪婪之口，讽刺了临阵畏缩逃跑的封建大吏，力主迁都以拒和应战，并呼吁爱国士子，奋起反对不平等条约。诗篇真朴感人，不求色泽，愤慨之中渗透出一股悲怆的音弦，诗人忧国忧民的衷肠，和那血与泪竞流、心与国相印的主人翁形象宛然在目，实乃诗人爱国主义思想的折光反映。

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之举，直接激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的巨大骚动。在诗坛上，一个被认为离经叛道的“新学”，即“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改良流派，在“诗界革命”的领导者梁启超的率领下，生气勃勃地拓入了近代诗坛艺苑。这时，向维新变法迈出步子的林旭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其后期的诗作注意博采众长，“论诗如文较多派，能驿众家亦无害。”(《酬征宇江亭谈诗见赠》)力改幽僻冷峻风格中的平庸拟古形式，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俗语、新名词与奇异、旧格调沟通，明显地突出了原风格中现实主义的艺术个性。内容也逐渐地从消极感伤，托古寻旧，自恃高雅的圈子里了出来，开始“留心世务”的追求。主题多在“纵论时事，臧否人物，有为一代兴亡所系者。”(李宣龚：《晚翠轩诗·序》)颇富时代意识。根据现存的林旭遗诗，我们可以看到，其后期作品在反映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文人的苦闷、忧愤、热忱等思想情绪方面，令人可喜地与早期作品大不相同，它已开始摆脱近代“同光体”诗派拟古仿旧与孤介自守的消极影响，与当时的爱国诗潮的节拍基本吻合。

“世界愁风复愁雨，肝脾为苦亦为酸。东邻巧笑频相讶，倚柱哀吟故未宽。”(《无题》)眼见国权日削，民生益蔽，生长在这样任人蹂躏的国度，怎能使诗人宽心读书，又怎不引起诗人暗暗啜泣的忧愁与酸楚呢？“愿使江涛荡寇仇，啾啾故鬼哭荒丘。新愁旧恨相随续，举目真看麋鹿游。”(《虎丘道上》)诗人用切肤之痛的呼号，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为了在苏州开辟租界，挖起我祖先的坟墓，使尸骨暴露荒野，尽受日雨风霜的凋零惨状，发誓要用中华民族江浪海涛般的力量，去涤濯旧恨新仇。甲午战败后，宝岛台湾被割，林旭在一首《鹿港香》的诗中，假借台湾鹿港生产的名香，抒发了对国土沦丧的哀伤和愤懑。“拌和花香飘细细，雨窗残梦被惊回。欣然援笔夸乡物，猛省今从异域来。”当沁人肺腑的鹿港香烟袅袅飘来，诗人正要欣然命笔赞誉祖国特产之际，倏然猛醒，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宝岛台湾如今已沦为异域他乡了，鹿港香再也不成为引以为豪的祖国特产了。我们从这些诗作发出的绝唱声中，不难领略诗人对祖国一草一木的深厚朴实的眷恋情意，和诗人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结思成梦的赤子之情。字里行间充溢着凝重的艺术气氛。

林旭参预戊戌新政后，更加深刻地目睹了清末官场的腐败内幕，对封建权贵尤为痛恨。“世士矫诬百可笑，拜跽但知利与名。固宜志士慷慨起，引臂疾呼寐者醒。”(《正阳关孔子庙诗》)诗人怒斥那帮在国难当头，尚醉心于阿谀奉承，争名夺利，诬蔑咒骂变法维新的封建顽固派。呼号爱国士子引臂而起，唤醒国人去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愤不能抑，拍案而起的激楚之情跃然纸上。同时，林旭对自己多年来苦心学习的所谓国粹精华也越来越感到失望，“依违难述平生好，寂寞差欣咎眚宽。身锁千门心万里，清辉为照倚阑干。”(《直夜》)由衷地表述了诗人不顾同仁好友的劝说，而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的意向，并相信自己选择的事业是正义的，理想是可望的，虽心锁千门，却心高万里的酬国壮志。“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在幽僻冷峻风格中蕴含着激烈郁勃情感的现实主义笔调，正是林旭后期诗作艺术个性的鲜明反映。

林旭后期诗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他被捕下狱，在牢中忆昔思今，感慨万千，而付与谭嗣同的绝命篇。“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是借《汉书·史丹传》中的典故，来比喻自己与光绪皇帝间的亲密关系，“国士”指光绪帝，“千里草”系董福祥，“本初”是三国时袁绍的字，隐喻袁世凯。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乃追溯未败之前。诗人先比西汉元帝的忠臣史丹，表示自己愿为光绪帝支持的变法维新运动献出一切，以报答光绪帝的恩典，紧接着悔吝不慎看错了人，没去求助甘军首领董福祥而轻信了袁世凯，导致开门揖盗，发生了戊戌政变，辜负了皇恩。该诗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推敲，用典均十分贴切，全篇饱和着林旭壮志未酬的沉痛心情，告诫了后继者血迹斑斑的深刻教训。但诗人把变法维新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身上，也反映出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客观上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时过境迁，历史发展了，然而，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块块界石。林旭诗作的历史演变——从封建儒子的吟哦到维新志士的咏唱，验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近代发生的巨大转折。尽管林旭所谓新诗的艺术风尚确含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倾向，尽管其作品中披露的思想内容与社会现实尚存一定的距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迎合了诗坛上“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的趋势，反映了一代封建的知识分子对新思想文化的渴望与探索，还是颇具意义的。因此，我们对林旭在中国近代诗坛上留下的足迹，应给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