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莹

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和训诂学都服膺于解经，是经学的附庸，《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试图把语言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文化史领域，是对探索语言与文化之关系的一次有用的尝试。

书中的不少论点颇有见地。如关于方言区划的原则，作者主张与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区域保持一致，指出各地区的方言都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形成以之为中心的区域性特点。以此来解释至今存在的山水相隔而方言各异等现象，比较令人信服。作者还从语言学角度，考察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关于水稻的栽培史，国外学者多主张野生稻的栽培始于印度，作者通过古今各地区语言对其称呼的异同，找出其相应的变化关系，从而认定我国的滇、桂，印支半岛北部，缅甸一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并由此推测了它在我国的传播路线。再如荸荠，一说原产印度，其在我国的栽培史也不甚明了，作者通过其别称马蹄追根溯源，发现马蹄之称原是南方古台语中水果称呼的词头，通过这个古台语的底层遗存，可推测出至少在两汉时南方已有种植的结论。还有，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少数研究者仍主张出自曹雪芹之手，作者经过考查发现，后四十回人物刻划中方言的运用频率比前八十回要少得多，从而在侧面解答了是否有他人续书的疑问，并认定续作者诸熟江淮官话程度远逊于曹雪芹。等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方言与文化之间结合研究的前景是诱人的，课题是广泛而待深入开拓的。

对外来语的探析，也是此书中着力较多的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负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由此又可反过来考察文化交流之种种概况。这方面例子极多。比如汉语中大量存在的日语外来语，这些大多由本世纪初留日学生带来的外来语，至今早已被广泛使用，以至不少人甚至已不知道它们是源于日本这个事实，如辩证法、自由、艺术、环境、机关、处女作、玩具、化妆品等。有些如封建、革命、文化等词汇虽然见诸我国史籍，但意义却大相径庭。这也难怪，因为外来语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是译音而非译意。由此说来，在各种外来语中，只有日语外来语我们是照搬了其现成汉字形式，这是中日两国文字交融的特殊关系决定的。

当然，文化交流从来就是交互的，汉语对各国语言的影响也是极其广泛而深远的，这同我国历史上一些独特的文化和物质文明有关。如丝、人参、荔枝、钞、丞相等词汇广泛被各国语言所接受，成为其外来语，其中特别是烹饪方面的词汇占据多数。这其中方言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如西方各种语言中的茶，这个语音多是从闽南方言转驳而去的，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追溯起十六世纪时荷兰人在中国福建一带进行茶叶贸易时的情景。同时，不少外来语的译音是来自方言，由此我们又可考察其在我国的传布情况，这又是考察方言与文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惜作者未能深入阐述。

书中有的论点不无偏颇之处。如强调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这显然是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语言实际上是文化传播交流的一种主要媒介，说到底，语言也是某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方言与中国文化》，游汝杰、周振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一版，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