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耀辉

很久以来，世界上人才一直呈现为单向流动:即富国流向穷国，宗主国流向殖民地和附庸国，欧洲流向美洲。到本世纪中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人才流动变得复杂起来。目前人才流失有以下三种趋势:

1.发展中国家流向较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1969—1979年的10年间，美国接受的50万名专门技术人才中有37.5万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50%来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2.较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据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调查，该国的研究生外流人数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仅1982年就有60%的自然科学研究生毕业后外流。

3.发达国家流向少数最发达国家。根据欧共体一个专家小组的报告，1982年由共同体成员国流向美国的科技人员为1488人；1984年则上升到1720人，占当年流入美国科技人员总数的14%。

据联合国开发总署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外工作的专业人才已达50万人，并以每年10万人的数字递增，其中，亚太地区的人才外流最严重。印度每年流失的高级科技人才达6000余名。土耳其平均每年损失370余名专家。菲律宾新培养的专门人才有12.3%移居国外。

台湾在近10年中，平均每年有4600多名大学生毕业流往发达国家，其中返台的仅占11%。台湾科技人员移居美国的有6万多人，为台湾现有科技人员的2倍。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台湾是流入美国人才最多的地区。

人才流失的风越刮越盛，一些发达国家亦难幸免。进入80年代这股浪潮袭击了几乎每一所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现在英国每年流失的高级人才超过1000名，其中90%到了美国。英国皇家学会中英籍会员现有1/4左右在国外工作。牛津大学一位教授说:“我们在每个领域都失去了4—5名最杰出的科学家。我们正在失去指挥者。”长此下去，英国在90年代和下世纪初将面临人才短缺的危机。

为了转变人才不断外流的局面，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是提高科技人员的工资待遇，改善本国的工作条件；二是在国外设置协会、联络站等，在海外招募本土人才；三是采取限制性政策和经济手段来控制人才外流；四是实施专项计划，吸引外流人才回归。联合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1977年制定了“托克泰斯计划”即让知识回流的计划和欧洲共同体国家制定的“尤里卡”计划，都为人才回流创造了条件，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非洲，一个名为“政府间迁移委员会”的组织，开始实施了一项旨在帮助在海外的非洲技术人才回国的计划。该委员会着重在发达国家寻找有可能的回国的人，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就同非洲有关国家的机构或雇主联系。至去年年底，已有300名受过高级训练或具有特殊技能的非洲人回到祖国。

在亚洲地区，泰国的人才回流趋势最为明显。据统计，从1965年至1971年，泰国有2765名医生外流，其中25%在外定居。但是，在1980年，回流本土的泰国医生比外流的多了47名。这是因为泰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定的措施吸引人才回国。如允许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专业人员从事第二职业；鼓励国立大学的教师开展科研工作；向专业人员提供低息住房贷款；专业人员可到私立院校兼课或出国担任客座教授等。由于专业人员在国外和在国内服务的收入差别日益缩小，他们都有“还是在家好”的感觉，因而放弃了出国的打算。

西欧国家的优秀人才也很紧缺，争夺国外人才已成为人才市场的主要目标。西欧各国都不惜重金，采取一切手段来引进人才。如西欧一家电子公司出200万美元的高薪来挖美国“硅谷”的一位集成电路的专家不成后，索性用3000万美元的巨金把其所在的企业连同这位专家一起买下。目前西欧各国实施的“尤里卡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欧洲的优秀人才引回欧洲。可以预料，国际间的这场人才争夺战将会愈演愈烈。

(卫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