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科迪莉亚·贝尔德·格罗斯　张庆路

许多年以前，我在纽约市的一所中学教一群难管教的儿童。这群孩子倔强、厚脸皮，很难对付。他们不仅用我的课堂来发泄他们多余的精力，而且同时制造事端。

由于学校里学生过分拥挤，我收了一个临时性的学生，他品学兼优。一天，这样的一个男孩山崎三郎来到我的班上。

三郎瘦小羸弱。他随身仅有两件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就是他那副厚厚的眼镜和一只黑色的大书包。他神态严肃地向我鞠躬。班上的男孩们立刻学着他的样子互相鞠起躬来。

就在我快速办理接纳三郎到我班上的登记手续时，我那批最调皮的学生发出了怪里怪气的哼声和粗鲁的响声。当我抬起头来生气地让他们安静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挤眉弄眼，作出怪相。幸亏这时三郎正好面对着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这种怪相。但是我不愿去想在下面的五十分钟里还会再发生些什么事。

我的教室里没有多余的课桌。为了给三郎找个座位，我让迪诺和格雷戈尔坐到一起。平时他俩对新来者的特殊欢迎方式是暗中将火柴放入他们的鞋中点燃。当三郎不声不响地坐到指定的座位上去时，他的邻座故意装出在暗中窃笑他的样子。

我很快就开始了一节英语口语课。在这节课里每个孩子要事先准备一段简短的讲话。当这节课吃力而缓慢地上下去时，男孩们更多地是在盯着三郎看而不是在看讲话的人。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是不友好的。

三郎的大书包在他的课桌下不见了。我看到格雷戈尔恶意地将它一脚踢开。这是这个班上的学生一贯喜欢玩弄的一种恶作剧。为了能阻止这种敌对情绪的增长，我决定问问三郎他是否愿意给我们讲讲他自己的情况。

他朝教室前面走去，他的样子有点犹豫不决，但身子却是挺直的。迪诺在三郎刚离开的凳子上撒了一把图钉。我让自己记住在他回座位以前要抖掉他座位上的图钉。

“尊敬的老师和同学们，”三郎用一种比教室里其他人所用的更为精确的英语开始说。“我出生在这个城市，但由于我的脸——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和你们的脸不一样——没有人认为我是美国人。当我刚上学时，孩子们向我扔石头，管我叫日本佬。我很难过。”

整个班上的学生都在听他讲，虽然还有点勉强。

“我母亲死了，”三郎说，“我父亲把我送到我祖父母那儿去住了一段时间。在那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住在日本。就在我能回美国之前残酷的战争爆发了。我被送到乡村小学去读书，孩子们向我扔石头，管我叫美国佬。我很难过。”

三郎那尖而微弱的声音具有一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特性。他一边讲一边还露出一点微笑，就象一个老人。“战争继续着，”三郎说，“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很糟糕。在我祖父家里，我老是听说美国在打败仗，我心里感到很悲哀。在学校里，没有同学愿意和我一起吃饭。甚至没有人愿意偷我的东西。他们只是大声地对我呼喊一个恶毒的字眼‘红发鬼，尽管我的头发是黑的。”

“我开始逃学了。我躲在树林里祈祷。有时我大声哭喊。我想自杀。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欢迎我。”

三郎停顿了一会。我看到迪诺正在悄悄地收拾起他撒的那些图钉。

“一天早上，”三郎继续说，“当我叔叔——他是唯一对我好的人——象每天那样骑着自行车去广岛上班时，我又躲进树林里。突然一道刺眼的光亮，一声巨大的轰响，然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这情景——哦，到处都是——就象发生了雪崩一样。我想，这个世界已经完了。”

三郎的尖嗓音变哑了。他那受伤的眼神掠过了整个教室。然后很快地加上一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我叔叔再也没有回家来，但战争却很快结束了。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祖国。祖国也变了，但对我来说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现在没有人向我扔石头了。现在，即使我的脸还不象美国人，大家也都叫我美国人。”

三郎的讲话结束后教室里一片异样的静寂。格雷戈尔笨拙地站了起来，很严肃地向三郎微微一鞠躬。看到这个场面，所有的孩子都跳了起来。当他们看着三郎向自己的座位走去时，大家都轻轻地几乎是温柔地一再鼓掌。三郎向着他们微笑，然后坐下来往课桌下面去拿他的书包。这时他那只书包早已在那里迎候他了。

(摘自《英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