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轩

引子

他想站起来。是的，站起来。

腿不听使唤。抬不起来，抬不起来……沉。沉得象铅，象钢，象学校操场上那副自己从未举起过的杠铃……

他睁开眼。还是那间病房，还是那张病床。已经躺了一个月，明天就要出院。临出院前老做梦。腿的梦。刚才又是。

一个月前，一节货车车厢从他身上滑过。双腿几乎齐根轧断。同时留在车轮下的，还有那只经常拷在肩上的拾煤渣的竹筐。

他把手伸进雪白的被单。他总以为两条腿还在。他不断地缩回手，又不断地摸过去。

明天出院。

明天将把他的人生分作两半。一半留在梦里，一半属于那个未知的世界。

那是1966年。他13岁，明天出院。

他绝没想到自己面临的是这样的处境:

“断脚杆!”

我叫曹前明!

“曹跛子。”

曹前明这个名字似乎已被遗忘。

他坐着手摇车去学校。刚进门，一个牛高马大的同学拦住去路。

“跛子，下来。”

“做什么?”

“玩玩你的车。”

他不给，那同学便一把将他推下去。他挣扎着，滚动着，然后仰面躺在地上。在那个同学眼里，这模样很象一只甲虫。

他不愿再去学校。他只在家门口的街上坐坐。

他要工作。有一天，他去找街道居委会。

“让我去糊纸盒吧，糊纸盒也不用腿。”

“不行，安排不了。”

“我去那个做橡胶鞋底的地方。我不怕脏，不怕臭，我只拿最低工资。”

“不行，安排不了。好人都安排不了!”

所有的拒绝都不是光用语言完成的，它还包括脸色、眼神、口气和手势。这些东西都比语言本身更富表现力。

“你这个废物!”这是父亲在对他说话，“就这么让我养活你一辈子啦?”

母亲呢?母亲附和着父亲。

他摇着小车，蚂蚁搬家似地运回砖头、石灰，再一点点地和泥，一块块地砌砖，爬上爬下地丈量，直至盖顶。他干了将近一个月，房子完成了。尽管非常简陋，毕竟是间房子!

不错，父亲笑了，但这笑容没有维持多久。是，人们也惊讶了。却不过是惊讶而已。没有谁指出这件事情的价值，没有谁表现出对曹前明态度的改变。这一努力导致了违背初衷的绝望。

一年以后的曹前明就变得让人不认识了。他异常灵活地用两只手走路，手镫上镶着4厘米厚的钢板，哪个敢出恶言，蹿上去就是一家伙；他神鬼不知地潜入火车站，从装满货物的车厢里甩下一个个包装箱，下面接应的同伴便怀抱而去。

他打过几场死架。一帮小兄弟争先向他靠拢、致敬，他被推为成都腐青路一带的“舵爷”。在那个畸形的圈子里，他得到了畸形的肯定。曹前明对此想得十分简单:我不管那许多，谁拿我当人，我就和谁来往。

这是那个不幸结论的延伸。1974年，他顺着这条路走进监狱。

曹前明的入狱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考证。他自己说:“照我当时那个路子走，进监狱也毫不奇怪。回过头来看，在那地方呆了三年，倒埋伏下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机。”

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对自己，对人生，对世界。三年后，当曹前明重新坐上手摇车，回过身来，向漆成黑色的监狱大门望了最后一眼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一个昂奋的基调。

曹前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不失尊严地谢绝了往日小兄弟的拜访，也不再为了随便一份什么工作去向随便什么人苦苦衷告。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会了修自行车的手艺，然后在车水马龙的路边摆了个地摊。

学这门手艺不容易，他挺直了身体，也高不过最矮的自行车；但他相信这路，也相信自己。

“快看快看，一个跛子修车!”

他连眼皮也不再抬一下。车修好了，主顾试骑一圈，满意地走了。围观的人群却不散。“嗬，还真行啊。”这称赞比那呼叫高出了一个境界。人们啊，还是少些愚蠢为好。

一个小偷欺他行动不便，端起车摊的钱箱就跑。他靠手摇车抓住了这个窃贼。旁人气不忿，齐声喊打。曹前明说:“谢谢大伙儿，你们都别管了。”他给小偷买了顿饭，然后把钱箱里剩下的钱全掏出来:“这钱送你了，我什么话也不说，你夜里睡不着觉自己好好想想。”

那小偷，一个18岁的孩子，给他跪下磕了一个响头。以后还写过信，告诉:恩人，我改了。

曹前明的地摊发展成铺面，每月有了二三百元固定收入。他1981年娶了妻，1983年得了子，他拥有了一个普通健全人能够拥有的一切。

曹前明向妻子宣布了一个决定:爬峨眉山。当丈夫宣布了决定，妻子吃了一惊。

“爬峨眉山?!”

曹前明递过一份报纸，那上面有条消息:美国一位断腿A级妇女，登上一座海拔1，500米的高山，被授予世界伤残人登山运动者金杯。

“可是峨眉山3，000多米呀!”

“3，099。”

“这……太苦了。”

“我知道，你是懂我的。”

妻子不再说话。

几天以后，1983年5月1日，曹前明在覃清兰的陪伴下，来到峨眉山脚。

曹前明来了。他两臂撑着两只锁形状的手镫，臀下垫着一个用皮带缚住的小方凳，走向这座天下闻名的大山。

在进山处，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劝他:“你到了这里，峨眉山就算来过了。照张相留作纪念，回吧。”

曹前明说:“我要到金顶去照相。”

在洗象池，一群半途而返的登山者围住了曹前明。“别上啦，我们都受不了，下来了。”

曹前明说:“我受得了。”

几分钟后，那群登山者又追了上来:“你走到哪儿，我们走到哪儿!不然没脸回去了。”

当他到达离金顶还有十华里的七里坡时，这样的追随者在他身后已经聚集了将近一百!

不必来描述这个没有腿的攀登者一路的艰辛，这种时刻，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让曹前明自己讲，也就是一句话:“到后来，我就没有知觉了。”

一个只有半截身躯的人在前，成百四肢齐全的人随后，再加上那被鲜血染红的旗帜一样的手绢……

这是何等壮丽的进军!

曹前明终于攀上主峰，登上了峨眉山金顶，他想跳，想喊；他想把头高高昂起，发出摇山撼岳的大笑。妻子突然蹲下来，抱住他的肩，哭了。

1984年6月27日，曹前明坐在美国哈佛斯坦大学游泳馆的跳台上。这是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

这就是他想了一年，准备了一年的事。他将不仅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一个民族，去和别人较量较量。

他参加的是A1级比赛，报了游泳个人项目的全部。五项比赛分两天进行，蛙泳、仰泳、自由泳昨天赛完，他的成绩是两个第四，一个第五。这个成绩如何?不妨参照一下:在奥运会(健全人)上，我国游泳选手的最好成绩是第八名，接下来便全在20名以后。

头天晚上，领队和他谈了话:“蝶泳、混合泳不要硬挺，游不下来没关系，我批准你技术犯规。”

曹前明摇摇头。大家都看到了。我还没有拿牌。没拿牌就不能升国旗。中国国旗。

“中国国旗……”夜里作梦，他就这么喊。同屋的伙伴都被这几个字惊醒。

他静静地等待着那枪声。

两次枪声响过，美国哈佛斯坦大学游泳馆内，国际伤残人奥运会比赛场中，两次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同伴们为他欢呼着，“咔咔”作响的镁光灯将他包围着。他不说，不笑，不动，只是凝望着那因他而升的他的祖国的国旗。

两行滚烫的泪，淌过他冰凉的面颊。

尾声

1985年底，曹前明当选为四川省伤残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他拿出很大精力联系省内各地的伤残人同伴，为他们分忧解愁，帮他们规划前途，替他们奔走呐喊。

他只有半截躯体，但他是个必须大写的人。

他使我们自省。在他面前，我们面对着一道共同的证明。

(摘自《中国青年》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