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正

也许，他今天的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时，他刚，6岁，就患了眼疾。窥探人生的窗口蓦地蒙上了毛玻璃。世界混沌了。他的人生道路模糊了。试想，如果他眼前云遮雾障，他怎么可能沿着科学的小路攀登到今天的高度？

但他又该感谢它，那片不知从何而来的云翳。假如命运之神也爱搞平均主义，让他的眼睛和正常人一样，他或者也就在正常的道路上行走了。

妈妈领他去了医院。医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大夫给他做理疗。理疗几次都未见效—效果还是有的，甚至很大，只不过不是预想之中的。比如，17年后的一天，当他捏起一根针，准备刺下去的时候，他绝不曾想到，这根针正指示着他医疗事业的一个突破点，将化作他人生旅途的一座里程碑。

理疗科和针灸科同在一室。咫尺内的情景，他还是能看清的。他看清了，惊诧了：那是打针吗？怎么没有针管儿？药水放在哪儿？莫非蘸在针头上？头顶，肚皮，脚心，哪儿都敢扎。好奇怪呀！

走出医院，脑子还活泼着：就那么几根针……迎面来了个老太太。

“孩子，你大年初一跟家里人闹气了吧？”

对呀，初一那天，姐姐把他玩的鸡蛋壳扔到井里了，气得他又哭又闹。

“你回去打一碗水，等到中午，太阳正照到碗里的时候，用手蘸着水，往井台上抹……你眼睛就好啦。”

他懵懵懂懂，照办了。

很快，他好了，眼睛清亮了。

请不要指摘封建迷信什么的。他并没有说这准是老太太的功德。可能，理疗方法会延期显效；可能，自身调节使他恢复了平衡。都可能。都说不准。能够肯定的是：他做了理疗，也碰见了老太太。

从此，一种对医道，对人体，对科学和科学尚不能解释的神秘事物的探究欲望，在他幼稚的心里悄然蛰伏了。

不能解释的并不是子虚乌有。未知的事物未必是不可知的。

神秘—表象神奇，内质隐秘。如此而已。

神秘色彩不等于迷信色彩。有时，它恰恰能诱发科学的想象力，把人引上一条通幽的野径。

动乱的年代，路都堵死了。包括所谓的康庄大道。八亿之众要训练成仪仗队，铆足了劲儿喊口号，以排山倒海之势原地踏步走。

可惜他还小，还不能编入正规军，只能在旁边看新鲜，凑热闹。

等新鲜劲儿过了，热闹场面变冷清了，他就胡乱找几本书来翻看。他在一篇散文中回述了这段生活。“……在烧焦的书籍中寻找自己的乐园。”

他爱上了普希金和曹雪芹。他想当一位文学家了。他开始写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寄给了《人民日报》。够狂的吧？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这是时代的通病？

不，应该说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这东西老让我们小看自己的逆反效果。这未必是坏事。1983年，在全国青年首届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大会上，他也正是以这种狂妄，向云集的专家权威们提出了挑战。

又是那个时代，戏剧性地训教了他—为了上山下乡，学校推广了快速针刺疗法。他竟在扼杀自我的年月里找到了自我。

“我自学，我实践，虽然自己的腿被扎得青紫斑斑……一根小小的银针将要把病魔驱赶……”

他没有上山下乡。二姐去了。二姐也学了点针灸术，在村里当了卫生员。他看着二姐给农民扎针，也跃跃欲试。一个患者欣然同意了。生活在“福窝窝”“蜜罐罐”里的人们是那样缺医少药。觉悟最高的贫下中农是那样迷信需要再教育的学生娃。

他平生第一次为病人实施了针刺。

针感很好。他成功了。

他开始在邻里之间行医。一些老太太腰酸腿疼了，都来让他扎几针。

16岁那年，他竟然治好了一位偏瘫患者。

他高中毕业了。工作，还是考大学？考哪一科？这时的选择往往是终生的选择。历史已经流转到1978年。冰雪消融后，露出了那么多纵横交错的阡陌。甚至，那些没有路径的松软土地，也吸引着人们去开拓。人的思想也回春了，醺醺然了，什么都想拥抱一下，简直象用情不专的公子哥儿。如果让他确立一位终生伴侣，倒实在是难为了。

他的爱好很广泛，医学、文学，还有书法、音乐、美术。快高考了，他不看书，找到一家医院实习。开始温功课了，他还不专一，又抽空儿写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

《丰碑颂》。他这部史诗是歌颂周恩来同志的。从他行医救人那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位伟人身后的流芳。然而，“史诗”二字，作品体现出的追求历史纵深感和恢弘场面的意图，却又暴露了他的狂妄，他的雄心，甚或野心。

几家文艺团体都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文化部艺术局和剧本委员会组织专人审阅讨论，回复了洋洋万余言的修改意见。

噫！他究竟要干什么？

谁也没想到，他本人都莫名其妙：他居然去了洛阳教育学院，而且是外语系。

生活中不乏这种现象，阴差阳错的。你要添置衣服，本想买红色的，或蓝色的，结果，在琳琅满目的柜台前转悠了半天，倒穿回来一件黄色的。

他却又什么都舍不得放弃。外语，文学，医学，都紧紧抱着。这只手放下英文单词卡片，那只手已经拿过了稿纸。写电影剧本。用隶书。写成一个得意镜头，看看表，又拿起针盒，外出行医去了。

“我不愿总是做单一的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的事业多元化。”他还说：人对脑细胞的使用率实在可怜；他换脑子的办法，就是转而攫取另一种知识。

他来到孙宪英家里。孙宪英患了坐骨神经痛。他是在一家医院门口认识她的：她倚在架子车里，由丈夫推着，呻吟着。她就医四个多月未见起色。他表示愿为她上门治疗。她喜出望外，同意了。

接连一个多星期，他每天晚上都来扎针，每晚往返20多里，从不间断。

孙宪英的疼痛逐日减轻。终于，她又自由行走了。

她喜悦，激动，却一言不发。她翻身扑倒在床上大哭起来。

这就够了。他还需要什么呢？

他治病救人，不是谋求感谢赞誉。如是这样，他何苦专门选择难以显效的病症。

他更不要酬金谢礼。从1974年到今天，他治病两万多人次，没有接受过一分钱。

他又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这里是一些麻烦人的疾病的集结部，也是医术医道医德医名的信息场。

他已经小有名气了。疗养员们都向他求医。治好一个，招来十个。外地的患者也闻风而来了。到我们新郑卷烟厂去吧。有人得寸进尺：我们那儿有不少人……

行。他慨然允诺。不过，只能在节假日。

此时，他已成为洛阳铁路电务工程学校的英文教师了。从此，节假日包括寒暑假在他的日历上消失了。

他去了新郑卷烟厂。一次三四天，前后四五次。厂内职工，厂外群众，不到20天，新郑县几百名患者接受了他的治疗。

依然是分文不取。

您实在不肯收钱，就收几盒烟吧。一点小意思……赫赫有名的新郑卷烟厂，几盒烟，哪怕几条烟，的确是小意思。实际上准备了几箱。还是小意思。

他不吸烟。他也不喝酒。他甚至不喝茶。至今仍然。在物质享受方面，他纯粹是一个苦行僧，清教徒。

他不吸烟。这不等于他不需要烟。君不见许多闻不得烟味的人，外出办事也要揣一盒过滤嘴吗？

于是，这一天，他从凌晨5点工作到夜晚。9点半过后，才找个借口，悄悄溜走了。

—开往洛阳的列车是晚10点的。

新郑县的人们不肯罢休：他不要利，咱们给他扬名！一百多人联名写感谢信，给几家大报社。再凑一笔钱，请报纸给他发广告！

报社的人也很感动。不过……还是转请他们学校酌情表彰吧。新闻工作者是谨慎的。时下的宣传口径……按劳取酬，经济杠杆儿……他不收费。学历，文凭，专业化……他怎么算？赤脚医生？

确实，凡事都要有个名分，他没有，徒有声名没有个象样的身分。这种状况甚至持续到今天—他已经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工作半年多了，但名分……留作后话吧。

在洛阳铁路电务工程学校全体职工大会上，校领导对他进行了精神鼓励。

然而，偏就在这个时候，他动摇了。

他为一个朋友送行。这位朋友成了研究生。他眼睁睁看着列车启动，加速，飞驰而去。他的心怦然动了。这就象6岁那年，他蓦然回首，发现了针灸的新奇天地。结果却相反：一瞥之间，那片消逝多年的云翳又飘返回来。他的视野又迷离了。

他在月台上独自徘徊。他在干什么？他当年的同窗好友又都在干什么？

有的也在磨刀霍霍，报考研究生；有的已在攻取硕士学位。他们走的是成名成家的路。天经地义，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名人，专家，栋梁。

有的倒不显山露水，老老实实干分内的工作，安安分分营建小家庭。也合情合理。这从来是大多数人的道路。小草，也能绿化生活。

他呢？

他东一头西一头，在生活的迷宫中团团乱转。不得安宁，也冲不出去。他以不明不白的身分，探索那些不明不白的病，那些老祖宗和现代医学博士都说不明白的中医机理。他看的是苦脸，听的是呻吟，接触的是瘫肢病体。他顾不得考虑婚恋之事，顾不得料理自己的生活，更顾不得父母双亲。倒是他的父母，至今还得照管他的衣食住行，还得接待那些找上门来的患者。他是长子，20多岁了，难道不该报报养育之恩吗？

他太矛盾了。太狂，又太实在；太好高务远，又太任劳任怨。他还说，他又想当小草，又想做栋梁。

也许，他想，他错了。人的精力体能毕竟有限。他毕竟是一个人，一个人。

“我苦恼，我彷徨，我心灰意懒……我青春的美好时光，就这样的白白奉献？”

算了。到此为止吧。

他中断了义务行医的活动。在他的人生路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抉择。如果他至死不悔了，今天还会有PBE针刺法一说吗？

“关键”的含义却不仅如此，还有另一层。人生中的蹉跎未必都是坏事情。比如，对一种信仰，我们很可能由崇拜而怀疑，但一旦重新转向了它，那选择一定是更清醒的，因此也更执著。又比如男女之事，那“掰了”后的旧梦重温，那离异后的复婚，往往孕育着一个衡定的未来。

他离异了，他才懂得什么叫失恋。他失恋了，他才明白他确实爱上了。这当然是指医疗事业。

他的生活安定多了，但他的灵魂更不得安宁了。他念着一个新的英文单词，想到了一个穴位的名称，他听着音乐，又听见了病人气声唱法似的哀诉。即便是写《仙子与王子》，一个浪漫的歌舞剧本，也超脱不了，牡丹仙子的曼妙姿容会蓦地叠印上偏瘫患者扭曲的影象……终于，他醒悟了：他过去那些看来杂乱的脚印其实已经显露了主要趋向。他和医疗事业早就缔结了不解之缘。犹如童恋。

一位坐骨神经痛的患者，由于他中止治疗，病又重了，疼得呼天喊地。

他闻讯之后，重又翻出针包，去了。颇有些舍身取义的殉道气氛。人生中一些发明创造，常常就在这种气氛中产生。

1983年11月1日晚，他去给宜阳水泥厂的职工张延寿治病。这是个脑溢血后遗症患者，已经偏瘫7个月了。

他要尝试一种新的针刺法。在此之前，他买过一本降价处理的小册子—《经络敏感人》，从书中受到一些启发；他做了一些感传实验，医治腰疼、遗尿等疾病；他利用外出招生之便，向一些老中医求教问道；他独辟蹊径，试用了一种辅助针刺的合成材料。

他先用合成材料摩擦患者的瘫肢……

他寻找到患者的“敏感点”。—这不是任何已知穴位。

他对这些“敏感点”施行针刺新法……

张延寿的瘫肢动了。指关节、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颤动……摆动……摆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直摆动了25分钟。

好，张延寿那只拿不了东西的手能握笔写字了。

如是四次，张延寿基本痊愈。不久前，他回到洛阳，张延寿还跟他一起跑步锻炼呢！

成功了。PBE针刺法诞生了。

“……先用某种物质（暂称CNT）摩擦由脑血管意外引起的偏瘫后遗症患者的瘫肢，再行针刺，偏瘫病人的瘫肢即会出现下意识、大幅度、持续性的运动……患者有强烈的电流冲击感……经简陋仪器测试，伴随运动有生物电流出现……经对临床1500多例患者的观察，有效率在80％以上……（除治疗偏瘫患者外，对于面部神经麻痹，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风湿性关节炎，腰髋腿疼，骨膜炎，肢体麻木等亦收到较好疗效……”—摘自全国青年首届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大会论文《PBE针刺法的奇异现象与电生理》。

消息不胫而走，如同生物电流的无形传导。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顿时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医。

新闻界的敏感点这次也能动了。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河南日报，香港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张春彦创针刺新法医治偏瘫效果奇异》、《张春彦创独特针刺法治偏瘫千余病人疗效显著》、《张春彦创针刺新法治偏瘫，专家认为是对当代医学科学的启示和挑战》……“奇迹”“奇迹现象”“神奇场面”……连权威的《人民日报》和矜持的《光明日报》都手舞足蹈了。

但是，他还是他，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他并没有发明包治百病的仙方。他只是敢为人先，探得了一条医学上的新路，给部分病患者带来了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探得了一条人生新路，把希望带给了在忧患中苦斗的健康人，尤其是年轻人。

他仍然在苦斗着。探得了新路，绝不是踏上了坦途。新路从来比老路坎坷难行。

求医的人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是，他没有诊室。他是英文教员，缺乏行医时间。针刺新法需要理论探索，他得不到相应的条件。拿不出系统的科学依据，有人又对他的发现发明采取鸵鸟政策……

他在医院借了间病房，每天晚上开诊。病人们涌来了。医院领导不高兴了：我们庙小容不下大神仙。

他给一位盲人治疗小儿麻痹症，借机移进盲人按摩诊所。病人们跟来了。大门口热闹了。居委会老大娘忠于职守：不行，这影响居民生活和社会治安！

还有一个“钱”字。这个时而是万恶之源时而是万事之本时而被打入冷宫时而又被平反昭雪的古怪的玩意儿。

旅游淡季，他搬到一家房间空闲的旅社，给服务员的七姑八姨们治治病，取得了一席之地。刚过一个月，经理眼红了：这么多病人，不收钱哪儿行？你得收，我们得提成儿。

又换了一家旅社，人家也讲经济效益。再换一家，还是碰上了经济规律。他识时务了，同意房主收两毛挂号费，这才买来了暂短停留的签证。

针刺新法的疗效日趋显著。一位偏瘫两年的患者经他六次治疗，行走自如。又一位中风的老者，三个月来右手只能抬到胸口，经他一次针刺，手即举过头顶，前后只隔了半小时。

他进而发现了一些新的奇异现象。“仅用摩擦，个别患者就会自我失控地站立起来；仅用暗示，病人或健康人也可能下意识运动。一个50多岁的男性偏瘫患者，针刺后猛然跳起，连跳数分钟，竟将床板踩断，又一次针刺后突然行走，然后失声恸哭……”

科学能发现神秘，也能创造神秘，为自己提出新的课题。

入冬了。下雪了。求医的人们象小孩子，非但不肯在家避寒，倒滚起了雪球。凌晨3点，就有人赶来排队。10点挂号，人、砖头、菜篮和各种车辆早排成长龙。下午，学校没课，他骑着自行车来了。蓦地，前面鞭炮齐鸣，人们分列到两边。朱仙荣—他治愈的偏瘫患者，和她丈夫一起，迎上来，跪下去，献给他一面锦旗。“医术精湛，医德感人”，“风格高尚，技术高超”，“妙手能回春，一心为人民”……

印字的，补字的，机绣的，手绣的……都是心绣的。

于是又有人动心了，要按质论价。这么高的医术，两毛挂号费还成？涨价儿！三毛……五毛……一块！

还有位赤裸裸的，借他的名义敲竹杠。赤裸裸地向患者要烟，要裤子！妈的，你既然赤裸裸不知人间羞耻，要裤子干什么？

倒也有视金钱为粪土的。一个暴发户，捎话请他上门治病：“来一次十块，三十块，一百块！怎样？”又有一位更大方：“你给我包治吧，一千块！”

他没去。他不是私人的保健大夫。他的病人每天躺满了诊室。最多一天170多个。他得搞流水作业，失控了似的没完没了地活动。他走了，他们怎么办？

他和他们却又都得走了。他批评了那位要裤子的，那位的妈是他栖息之所的芝麻官儿。

他已经乔迁7次了。他走到哪儿，病人就追到哪儿。从洛阳的最东边直搬到最西头。又转回市中心。他一路携带着一个奇特的大旋涡。

还能去哪儿呢？人们习惯地摸笔找纸头，准备记录第八个联络点。

杨长德说：不嫌弃的话，就到我们家去吧。

“我坚信，自有真情在人间！！！”这是他那篇散文的结束语。他文学素养不低，却不规范地使用了三合一感叹号，自然又是欲罢不能了。

杨长德家有三间房，六口人。

三间房挤进上百名患者，六口人的床躺满了病人。而且很少老老实实的。摇胳膊晃腿儿，是显效，敏感的还要蹦、跳、哭、笑，有的还哇哇地唱豫剧。

杨长德一家毫无怨言，让他们骚扰了半年多。

这里，应该提到一位姑娘，17岁的李艳凤。在那艰苦的时日里，她默默地，有力地支持了他。几乎每天的晚饭，都是她给他做的，买的，送的。她还帮他做了大量繁杂琐碎的辅助工作。

还有赵秀琴，杨伟……还有张皖蓉张小雨姊妹，还有冯建芳、李跃进、江克西……他们都不是患者，都是正值人生最美好时期的年轻人。他们也围聚在他的麾下了。学生，助手，外勤，内勤。护理病人，记录病案，回复信件……他收到了天南海北的多少信件啊。仅复信的邮资，他们就得掏多少钱？

他们同样分文不取。他们还要慷慨解囊。

这又是一个旋涡，一个激溅着晶莹浪花的旋涡。行医之余，他们还在一起研究社会，探讨人生，开展文娱活动—在注重个性、自我和个人利益的时尚中，有那么一些青年，聚拢到一起，忘我地追求一个美好的信念，这该是多么可贵的啊！

有的姑娘还在待业。有人请她们去帮助卖时装，每天付酬10元。但她们辞绝了。

一个姑娘，由于种种大可理解的实际原因，渐渐疏远了他们的群体。然而，她很快又回来了。她受不了那种精神失落的折磨。

会不会含有其它奥秘呢？比如爱情……

无须断然排除。即便有，也美好，更美好。不妨透露一点：在他周围，确实有些很可爱的姑娘，只是，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我还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对一个信仰、一个事业、一个人，女性往往表现出更纯洁的忠诚。这大概也是事实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艰难时期给予我支持的朋友。”他说，“现在，在北京，在新的环境里，我已经有了又一个友谊的群体，我还希望和各地的有志青年建立联系，使更多的朋友们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

他有个朋友，过去的基础和能力比他强得多，但始终找不到进取的方向，迄今才开始学习中专课程，做着自己不喜欢，也不适宜的事情。

“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呢？”那个朋友问。

“一是勤奋，二是机遇。”他说，“还有，就是要有开拓的勇气，别管那些闲言碎语。”

又比如走路。有人说，应该这样走，不见得。有人说，那条路不通，也未必。即使他们的话都不无道理，世上就没有其它的道路吗？不能新开它一条吗？

也有人疑心重重，有意无意地堵塞他的道路。

尽管他的针刺新法疗效不容置疑，尽管他出席了全国性学术大会，尽管他应邀行医的足迹已到达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太原、武汉、西安、山海关、深圳特区……还是有人不肯正视他，承认他。

没办法。这种事儿多了，哪儿都有，什么时候都有。好象带着遗传性和传染性。很正常。所以，也没什么。

生活中也确实要“防被欺”。确实存在着不那么老实的人，不那么真实的事儿。

1986年初，他接受了医务界某公的邀请，来到了北京。据说要建立一个康复中心，已吸引多少多少外资，急等他走马上任了。不料，他赶来了，那人又嗫嚅起来了。巍巍乎一座现代建筑原来是海市蜃楼。

他又只好暂时在几家医院工作。只好栖息在一位患者家里。

“借调”的期限快到了。他还不知调往何处，象个流浪汉。困窘之中，他给中央领导部门写信，表达了“渴望学习，渴望提高”的意愿。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惜人怜才，看到了有关报道，调查了他的情况，很快作了批示。这是关怀。他很感动。这种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的作风也值得赞美。可是……有没有不那么值得赞美的呢？如果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一杆子捅到顶，再捅到底，如果任何一个年轻人的前途都要由中央领导人具体定夺……唔，扯远了，还是说他吧。

1986年6月2日，中国中医研究院组织有关专家来到广安门医院，请他作现场表演。

三个患者，都是当场选定的，他从没有接触过。这是科学的考察。科学的考察只能用科学回答。

他使用了PBE针刺法。显效！一个比一个明显。

专家们作出公正的评判：动静结合，形神结合，实事求是，没有夸张。

观摩的组织者当即宣布：录取张春彦同志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

事隔3天，6月5日，他到中医研究院本院再度表演。

院领导重申：张春彦同志已经是我院研究生了。

于是，他四处复信，辞绝了全国很多医科院校和单位的热情邀请。

……这不是挺好吗？挺顺吗？

可是，从那以后，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看到有关他正式身分的任何文字。他在等，院领导也在等。等什么？一纸公文。等谁下发？众说不一。总之，是在等，不知等什么。

难。行路难。

他昨天的路很难。他今天的路也很难。他明天的路呢？

他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他知道，他的发明仍需寻找理论依据，它的机理很可能要用针灸学、经络学、电化学、电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电磁学乃至生物的控制论等多种学科去揭示，而他在这些方面有许许多多知识空白……他又发觉，由于实践积累还不充分，实验范围还比较狭窄，也由于个体差异等诸多原因，有些过去发现的现象不能重复，有些病人针刺后不太显效，他还不得不怀着歉疚的心情，看着个别患者满怀希望而来，深感失望而归……

但他肯定会沿着自己拓开的路走下去。这也是无疑的。

那天，他得知一位因为寻短见致残的姑娘又一次企图轻生。因为她不愿再拖累别人，认定自己已是废人……

那天，他又去人民日报社找朋友，正巧看见报社的几位姑娘在跳迪斯科，那样活泼、那样狂放……

叠印。鲜明的对照。强刺激。他仍在搞文学创作。他或者要在将来的某个电影剧本中设计这么个镜头。

我一定！他暗暗发狠，我一定走下去！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那些失去平衡的身体和家庭恢复平衡，把那些绝望的人们从死亡的道路上拉回来！

又说到路上了。

我问他：“据你所说，你针刺反映的传导路线，既不同于神经系统，又有别于传统的经络系统，那么，它是什么呢？”

他笑了笑：“我也还拿不准。专家们认为，我在针刺人体时所出现的奇异现象，在中医古典文献和现代医学报道中尚未出现，现有的神经和经络学说也难以解释。有的行家提示；人体内是否还有第三通路？”

哦，又带有神秘的色彩了。

对这个假说，或妄说，我都可以批判。抠字眼儿。通路？提法就不科学。路有真正通的吗？所谓路，都是无尽头的，走不完的，所谓通，又是指已经通了的，走过了的。通路？通路的前面又是什么？你没走到那儿，怎么知道前面通不通？哈，不通！这说法本身就说不通！

然而，对于张春彦，他的路，他的探索，我却是不能调笑的。他给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他的路，会与他的探索等长；他的探索，将与他的生命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