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湲

我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六岁了。

我没有别人有过的那样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爸爸。我所见到的爸爸，头发先是花白的，不几年就全白了。眉毛长得可以垂下来。我很小的时候，他抱着我在花园里散步，不时亲亲我的脸颊，用他那猪鬃般粗硬的胡子茬扎痛我。

他是在上个世纪末年出生的人，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出了名的人。他对于我，就象一个慈祥的爷爷。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爸爸。年龄的差距和经历的各异，并没有在我们之间造成通常的“代沟”。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鹤发童心的老人，是一个永远燃烧着旺盛激情的进取者。他热心探求真理的劲头，从少年保持到老年，保持到死，并且深深地感染着、吸引着下一代(几代)人。随着了解的日益加深，他愈老，我和他的心靠得愈近，相互间的对话愈频繁。如今，他已经辞世四载，然而在我心里，还是时常与他对话。

我爱爸爸。他一点也不凶，一见到我就喜笑颜开。他工作的时候我闯进他的书房，翻弄书桌抽屉里的墨盒、印章，他总是笑咪咪地摸摸我的头，把我领到书柜前面，让我隔着玻璃门，去琢磨一套套线装书边上那些难懂的毛笔字。等到下午四、五点钟，他就牵着我的手到花园里去，看着我在草坪上追小猫、捉虫子，热心地解答我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喜欢让我坐在他的膝头上，对我细细地讲着李白、杜甫的故事，摇头晃脑地吟唱古诗，并要我跟他一起唱。那苏州腔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至今我还唱得出来。

四岁时我上了幼儿园，每天早上他送我去时，我可以不哭；但是一到太阳偏西我就沉不住气了，跑到大铁门边望着望着，直到望见爸爸的身影心里才安。

随着观察能力的发展，我发现爸爸布置的这个“家”非常有趣——它能告诉我、或启发我去探寻那么多人间奇事!

爸爸的书库是一间极高大的厅堂，一排排书架上堆放着五万册图书。这里很黑，是我们捉迷藏的地方。可我对那满架的线装书毫无兴趣，书库后面的小房间才是我的“宝地”呢。

我曾独自在这间小屋里住过两年。屋内墙壁上贴满了地图——爸爸研究过历史地理，家里地图特别多，几乎是有墙必挂。记得我的床边贴了一张黄河流域图，旁边还有长江中下游地形图、中国地图、东南亚地图、世界地图等，大约还有一张中国历史年代图表。中午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我喜欢朝墙上看。满墙五颜六色的图表不啻有趣的电影，虽然它们不动，却能把我的脑筋逗得活动起来。那弯弯曲曲的黄河为什么画出一个“几”字?“巴颜喀拉”、“塔克拉玛干”……这些古老的、陌生的名称里面，隐藏着多少神秘的传说?为什么中国版图上绿颜色这么少，那么多大山上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吗?……各式各样的问题不断在脑海中跳跃，甚至比例尺的“八十万分之一”、“四百万分之一”这些“大”得可怕的数字，都使我肃然起敬，感到它们的深奥莫测，真想绕到它们背后去“发现”一番!等爸爸有空时，我就要缠着他讲一讲……

爸爸吃过晚饭总要出去散步。从干面胡同向西走出不远，是王府并。那时的东安市场是地道的老北京风味，一家家老字号都挂着大招牌。从那商店之间的小胡同穿过去，就到了吉祥戏院。记得那时戏院里经常上演大鼓书、评弹之类曲艺节目，爸爸极爱评弹，总是带了我们买票进去，泡上一壶茶，边吃茶边欣赏。观众多是老人，许多人半闭着眼，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爸爸却不然，他总是正襟危坐，睁大眼睛紧盯着演员，十分恭敬而专注地“聆教”。我对这类节目却爱不起来，老在戏院里四处乱串。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爸爸是把民间艺术也当作学问来研究的。

王府并一带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陈列馆和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星期天，爸爸有时同我们去，先看画，再买书。大家谈论着一帖帖精美的画幅，抱着一捆捆崭新的图书回家去，那是一种多大的快乐呀!

买书是爸爸最大的私人开销。见到好书无论多贵，哪怕一点点凑钱，他也要设法买下来。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为了买些大件东西，妈妈曾背着他卖掉一些古书，他发觉了便勃然大怒，一定要跑到中国书店把书追回来，于是东西便买不成。爸爸这种嗜书如命的脾气传给了我们，无论在学生时代还是现在，若有一个月未去书店，便觉得对它不起；在手头拮据的情况下，买书是我们唯一的、永远无可非议的花销。

七十年代的十年，是爸爸一生最后的十年，爸爸衰老了，我长大了。我们两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拼命工作之余，对我回顾了他几十年间的成败功过，倾吐了他领悟的人生哲理和对我的希望；我则在尽力照护他的同时，热心地、平等地与他讨论，思索着、吸吮着他给予我的营养。多少深邃的话语，如泉水淙淙流入我的心田。用爸爸的话来说，“我们现在真正做了朋友了”。

爸爸爱谈他小时候的事。他出生于读书世家，在他的上一辈，家境已经衰微了。他父亲曾经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但因为家境窘迫，只念了四个月就辍学了；后来他发愤让儿子考上了北大。由于钱紧，爸爸不可能象当时学校里的许多官宦子弟那样吃喝嫖赌混日子，而是一心在学问上走自己的路。他对我谈起这些时，总说:“我幸而有这样的家庭，使得我不至耽于享乐。看来，我手中无钱，也可养成你们艰苦治学的习惯吧!”

爸爸是个神经质的人，头脑一刻也不肯闲，无论是看戏、听音乐或逛公园，他都会随处生出一些问题来想。静坐在那里时，手指总在膝盖头上划，象是在写字，细看又不成字。问他划些什么，他说，“我小的时候，父亲总要带我去看朋友，我不能不从命，却不喜欢应酬人。在人家客厅里坐得无聊，我就细细地看墙上挂的字画，一边看一边用手在膝上描，体会这字的力量。所以我虽然不曾专门练过字，倒也能写出比较象样的字来。后来就养成了习惯，想问题的时候手就要在那里划，自己并不想到在划什么。”

他常说:“遍地都是黄金，只怕你不去拣；随处都是学问，只怕你不去想。”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必须紧紧地把握现在”，“现在不做更无他时”!怀着这样的紧迫感，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条件下，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爸爸仍在悄悄地搞他的学问。古书和笔墨纸砚当时无法动用，他便买来一摞小学生作文本，把积聚心中多年的学术上的体会和问题整理成文，用钢笔一条条记录在册。而他坚持了几十年的大本《颉刚日程》，也挪到小笔记本上重新记下去。到恢复工作时，他已在十多个小本子上写满了工整挺秀的蝇头小字。

我从小好奇心重，喜欢乱提问题，爸爸对我的问题总是十分认真，为了答复我，有时甚至要去查书、作笔记、引经据典(可惜我这个提问者有口无心，记住的很少)。

我去插队那四五年间，他和我书信频繁，并随信寄来他精心抄写的古诗词及他的评论。他用《古诗十九首》来寄托思念之情，用李白的《将进酒》、《上李邕》来勉励我上进。

1973年春，当我准备考大学、回北京时，他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信中推心置腹，谈到他从我幼年起对我的观察和期望，要我完全从事业出发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为他的病体所拖累，不要做“家庭的奴隶”，因此最好不要回京。他说:“你有这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什么不去克服妨碍人民健康的地方病，为医界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成果呢?”望着八旬老人那苍劲的、因激动而颤抖的笔迹，我不禁为之唏嘘。亲爱的爸爸呀!你历尽沧桑磨难，对祖国对人民尚且有这样的赤子之心，我们年轻人还有什么话说呢?

爸爸酷爱文学，爱美。他年轻时曾说:“我对于自然之美和人为之美没有一种不爱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这种气质贯串了他的一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几年中，因无法正常工作，他能有较多的时间来抒发这种情感。我陪着他遍游北京的大小公园，尽管那时建筑失修，草木凋零，爸爸仍是兴味十足。走累了放个棉垫，就可以坐在断壁残垣上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对于诗词，他很少讲格律，而多是谈意境，谈其中的美感。他容易触景生情。金风飒飒之际，他吟唱“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暮春飞絮时节，他感叹“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有一次坐在中山公园西南角上，面对着小潭石桥、斜阳残柳，又见几只乌鸦绕树而飞，他便想起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对这首小令的感情之真切、用词之凝炼极为赞赏。他说:我们写文章也要这样，既情景交融，又无一句废话，这种文章才让人觉得它美。

爸爸喜欢谈论人生的各种问题。他回忆起幼时跟祖父上街，曾在一家店铺门口看到一副对联:“能受天磨真好汉，不遭人忌是庸才”，对此他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庄子说人要处于‘才与不才之间，这话有道理，因为‘才高于众，人必非之，人一拔尖就免不了吃亏。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浑浑噩噩的，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发展了。我看得出来，你做不成这种人。那就要准备自己吃亏。苏轼有那么高的才华，尚且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何况我们呢?”有一次散步路过一个机关门口，看见许多小孩子在攀登门上的铁栏杆，爸爸开玩笑说:“你看，‘向上爬本来就是人的天性。人类要是遇难就退下来，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进步了。所以一个人的成败不在当时，以后的历史自然会有公论；我们只管向上走就是了，老是左顾右盼，你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这些寓意深刻的哲理将使我终生受用。

爸爸爱花。衰老得走不动远路了，妈妈便搬了藤椅放在房前的小花园里，让他坐在那儿赏花。诸花之中爸爸最爱月季，他曾说:“等我死后，骨灰分给你们一人一份，埋在花盆里种月季花吧。月季花每个月都要开一次，你们也就月月都能见到我了。”

爸爸，如今房前的月季已经争奇斗艳、香飘满园，到哪一朵花中去寻找你的魂魄呢?

(杨良志推荐，摘自《父母必读》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