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粱

马新利，1966年1月生于河南驻马店一个世世代代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家庭，身高1米81。1983年参军，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国旗班副班长，共和国旗手。

每天早晨，这位20岁的仪表堂堂的军人，都以每分钟120步的频率走过长安街。

每天早晨，在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他就把那面长5米，宽3米3的五星红旗升上天安门前那根高22米的旗杆。

每天的这个时刻，经过这里的行人都会暂时止步，看着国旗和太阳一齐升起。

小时候我去过洛阳、郑州，可没来过北京。我的第一理想是上学，第二理想才是参军。结果，第一理想没实现，我就当了兵，而且到北京来了。来之前我在脑子里给北京画了个样子，和洛阳、郑州比，就是大点，没啥。不论我把北京想成什么样，天安门总是中心。我从小看电影，一演北京，就是天安门，所以印象特深。真见到北京，才知道她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甭说别的，那又宽又直的大街，洛阳和郑州就比不了。天安门看上去也比照片上和电影上的有分量。

我先在新兵团训练了两个月。我知道北京武警总队有个国旗班，心里还嘀咕：不知啥样的才能去国旗班。想了几天也就不想了，谁知道国旗班今年要不要人。两个月的时间，天天是站立练习、齐步走、拔正步、左转右转、向右看齐。真累。就在新兵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从总队来了几个人，先是给大家量个头，然后看军事动作，站啊走啊什么的。新兵团一下子就传开了小道消息，说是国旗班挑人来了。那几天我的心一直扑腾扑腾的。心里扑腾，嘴上又不能说。你总不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说：“同志，让我去国旗班吧。”我知道，去国旗班是有条件的，好样的才能去。我能算是好样的吗？

后来宣布命令，我被分到国旗班。那一年，新兵团一千多人，只有5个被选中去国旗班，我们连只有我一个。战友们说，马新利，你够有福气的，怎么就选上你了？我现在才知道，选上我的原因很简单：个头高，站得直，军事动作规范，别的，不比别人强。

报到后，我马上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爹妈我分到了国旗班。我说你们知道国旗班是干什么的吗？就是早晨起来到天安门前边升旗的，可庄严，可光荣了，我一定好好干。

我满以为一到了国旗班就能执行升旗任务。没想到，一检查军事动作，还不合格。老同志说，升旗的动作一点也马虎不得，还得练。又是齐步走、拔正步、左转右转，还练敬礼。这回练得更严了，拔正步用尺子量脚掌和地面的距离，走起来用秒表掐步数，敬礼也要量角度。就这样又练了一个多月，心里那个急呀。后来又测试，正步：脚掌离地面25厘米，合格；行进：每分钟120步，也合格。于是排长就宣布了，马新利，明天你担任旗手执行升旗任务。我嘴笨，说不出当时是什么心情，你现在让我说，我就会说高兴，激动。我把皮鞋擦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不够亮。战友们都笑了，说，小马，你要拿皮鞋当镜子使呀？我又一遍一遍地检查帽徽，看看它端正不，又用手绢把它擦得亮晶晶的。夜里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左一个翻身右一个翻身，把床板压得“咯吱，咯吱”响。一个老同志小声对我说：“马新利，放心睡吧，到时候自卫哨会来叫的。”其实，我哪是怕睡过了呀。我是紧张，怕做错了动作。这一夜我根本就没睡着，一直在脑子里想着升旗的全过程，每一个动作都想到了。自卫哨来叫起床的时候，我把衣服都穿好了。不知怎么搞的，最后戴白手套时，我的手直哆嗦。护旗的老同志帮我重新系好了风纪扣，说，记住要领，看你的了。

我扛旗，两位老同志护旗。我们先齐步从营房出发，向天安门正门走。天刚蒙蒙亮，故宫午门前的广场空空的，只有几个清洁工人在扫地。国旗加上旗杆有二十多斤，我一点也不觉得沉，50斤也不沉。一出天安门正门，我们就改成正步行进。三双皮鞋一个声音，“咔咔”的。当时我脑子里也没什么脚掌离地面25厘米，每分钟120步什么的，就这么“咔咔”地往前走。走过金水桥就是长安街，人行横道线那一头就是旗杆了。我们从这头走向那头。北京人上班早，长安街上已经有不少汽车、自行车和行人了。我们刚一走下金水桥，车辆和行人全停了，给我们让路。我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肩上的国旗，都看着我。我这个小兵，就这么扛着这面大旗，“咔咔”地走过脚下这条世界上最宽的大街。大街上没别的声音，就这“咔咔”的脚步声。

按下电钮，国旗开始上升。我面对天安门，望着城楼上的国徽，抬起右手行军礼。马达“吱吱”地响，我们几个人一直面对天安门行军礼，直到国旗升到旗杆顶端。这时候，太阳正好全都出了地平线，又圆又大。

当天，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今天第一次担任旗手，一直把国旗升到旗杆顶上。国旗是和太阳一齐升起来的。你们猜升旗的时候我想什么来着？什么也没想，就是在心里哼国歌呢，象收音机里广播的那样。

从此，我就是天安门的旗手了。

每天升旗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必须保证当太阳全都露出地平线时，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上。这样，一年四季升旗的时间就不一样，最早4点，最晚7点40分。不管几点升旗，都有很多人来看。有上班路过的，也有专程来的。有的还带着孩子从很远的郊区赶来。有时候，学生们还有组织地来。我们升旗、敬礼，他们也站成整齐的队形，身子挺得笔直，向国旗敬礼。每到这时候，我心里都热烘烘的。

也有下雨阴天的时候，太阳出不来。不管太阳能不能出来，国旗照样准时升起。

当个旗手，任务也挺多的。除了升旗以外，每天还要在太阳落山时降旗，平时还要护旗。可是，总的来看，还是挺单调的。说单调吧，国旗班的同志还都挺热爱这一行，都说，别看每天就这么几样，翻来覆去的，可每次感受都不一样。这可不是唱高调，自从我当了旗手以后，就觉得自己大了不少，总想，我以前怎么那样，太简单、太幼稚了。

来国旗班之前，只觉得当个旗手挺光荣，挺神气的。到了国旗班，特别是升过旗以后，亲眼见到了那种场面，才开始懂得什么是国旗，才知道五星红旗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干时间长了，就真的爱上国旗班，爱上国旗了。凡是在国旗班干过的同志，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岗位，提干也好，复员也好，都不愿意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旗手姜福来。他复员了，回河南老家。临走的那天，他要求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早晨，他去升旗了。出发前，他就象我第一次升旗时一样，把帽徽和皮鞋擦得锃亮。中午，他已经拿到了晚上回家的火车票，又要求最后一次参加降旗。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前向国旗行军礼。他一直把国旗送回营房。回来后，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旗子。忽然，他“哇”地一声哭了。我当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子汉失声痛哭。他脱下军装，背上行李去火车站了，什么也没说。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只要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站在这面国旗下就会产生一股爱国之情。我们天天站在这面国旗下。

护旗也是我们的事。不论白天黑夜，我们都要站在旗杆下护旗。白天站岗，常有人来问我们：“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红色象征着我们共和国建立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象征着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为什么是五颗星？”“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团结奋斗。”“这些星为什么是黄色的？”“黄色象征光明，代表炎黄子孙。”“为什么早晨升旗晚上降旗？”“国旗和太阳同步，象征祖国是太阳。”“国旗升到顶要用多长时间？”“2分零7秒。”每次我们都认真回答。这时候，我们都觉得挺自豪。有时候，学校和单位团组织还请我们去讲课，讲国旗。我没想到，自己这个农村娃能在北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谁也猜不出我们这些旗手喜欢什么。告诉你吧，我们喜欢风。上岗的时候，一有风，我心里就喜滋滋的。一刮风，国旗就展开了，就飘起来了，五颗星看得清清楚楚。风一大，旗子就在空中飘得忽啦忽啦响，老远就能听见。这声音真带劲。三九天刮大风，只要听到国旗的飘扬声，我心里就暖洋洋的。周围的人听到这声音都会抬起头来看着这面国旗，有些人还喊：“听，这声音，真棒！”

我很自豪。我守卫的国旗不仅中国人敬仰，外国人也敬仰。前几天，我正好上岗，来了一大群日本人，非要和国旗合影，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忽啦一下子站在我身边，地上摆了一大堆照相机，请人帮忙，劈里啪啦地拍了半天。一天，我们刚刚升完旗，走过来一个老人。他说他是新加坡华侨，出去几十年了，回来看看，今天特意到天安门来看升旗的，一定要跟我们合影。我们同意了。照完后，他挨个和我们握手，含着眼泪，连声说：“谢谢，谢谢国旗卫士。”他问我们知道不知道以前在中国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说在课本上读到过。他又问我们知道不知道美国以前有个麦卡锡主义。我们说不知道。他说麦卡锡主义是歧视华人，排华的。我们说我们看过电视剧《雾锁南洋》，写的就是新加坡华侨的事。他说，那时候，华人被叫作“猪崽”贩卖到美国去，惨极了。我们这些新加坡华侨以前也受尽了洋人的欺负。现在好了，中国强大了，没人敢随便欺负我们了，见到五星红旗我就觉得亲得很，觉得有靠山。老人走了，后来还给我们寄来了合影的照片。我现在更觉得自己的职务是多么神圣，多么庄严了。

守卫国旗挺神气，也挺辛苦的。不说别的，在别的地方站岗，总有一个岗楼可以遮风挡雨的，守卫国旗可不行。总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安个岗楼吧，那样太糟践广场了。所以，刮风也好，下雨也好，我们要上岗就那么没遮没拦地站在露天。这可是实打实的“露天作业”。一年三百多天，什么天都得在那站着，也挺枯燥的。特别是夜里上岗。挺大的一个广场，白天热热闹闹，夜里没人，也没车，特静。半天才有一个游动哨过来，打个招呼，问一下情况，马上又游动走了。这时候，真觉得有点冷清、寂寞。可想一想，我守的是国旗的旗杆呀，明天早晨还要在这里升旗呢。这样心里也就踏实了，站得更直了。换岗下来，一个人穿过静静的长安街，心里觉得很舒坦。我又守卫了一天国旗，没出问题，早晨国旗会按时升起来的。

今年元旦，正好轮到我升旗。那天，我们正步走过长安街，来到旗杆下。我们有个规定，每逢重大节日，在升国旗时都要奏国歌，哦，不是奏，是用录音机放。元旦啦，“五一”啦，国庆节啦，都要放国歌。我按下电钮，国旗开始上升，国歌响了。这次广场上是真响起了国歌，不是象平常那样，我在心里哼着她的曲子。这是新的一年的头一天，我亲手升起国旗，看着五星红旗和太阳一块儿升起。有人说，你真幸福，看见了1986年第一个太阳。我也这么想。

好大一个中国，有10亿人，单单我当上了天安门前的国旗卫士，真幸运。我也有遗憾，别人不觉得，可我认为是个挺大的遗憾。那就是我还没在国庆节那天升过旗呢。我才20岁，还能干几年。在这几年中，我一定争取在国庆节那天，在国歌声中亲手升起五星红旗。

现在中国不存在有闲阶级，也没有钱多得发愁的巨富。甭说花钱坐上航天飞机到地球外逛上一圈，连私人小汽车也寥若晨星。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有两样：公共汽车和自行车。

在北京坐公共汽车，简直是玩命。她是8路汽车709车组的售票员，一个文静得近乎娇弱的姑娘。她每天要和五千多玩命似的乘客打交道。

我当售票员是半路改行，自己要求的。高中一毕业接父亲的班，我先在运输公司工作，搞后勤。那时候天天坐337路，好家伙，真挤。其实也不是车装不下，车厢里有空地，可乘客全堵门站着，不往里边走，售票员也不管。我边挤边生气。后来，我就想当售票员。办调动还真办成了。

1983年6月，我来到8路车队，上了709车。一干上才知道，当售票员真不容易。可既然干上了，就得干好。先是得熟悉路线环境。外地人进北京，两眼一摸黑，一上车不说到哪站下，却说去什么什么单位。我哪知道呀？看着人家挺着急的，我心里忒不是滋味。人家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挺信任你的，可你什么忙也帮不上，多不是事呀。不知道就问吧。8路车从光明楼到黄寺，将近13里，24个站，我就一个站一个站地查访。现在你问我吧，8路沿线的胡同啦，机关啦，工厂啦，我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关过了，我心里挺高兴。

报纸上净批评公共汽车售票员，说外地人听不清售票员的话。我刚跟车的时候，就用北京话报站。北京话跟普通话不太一样，说起来“嗷嗷”的，还特快，嘴再离话筒近点，那声儿，就象含着个热茄子似的。那会儿，我一报站外地乘客就问：你说什么？听不清啊。我再说一遍，还不行。结果，弄得人家不是没到站就下车，就是坐过站了。我一想，这毛病准出在我说话快和儿化音重上。没别的办法，练吧。练了一段时间还真有长进，现在可没人反映我说话不清楚了。我每天早晨6点半上班，1点零7分下班，跑三圈半。这三圈半要说多少话呀，报站、检票、回答问题、介绍沿途概况。人家说一个合格的售票员一个班下来说的话，等于朗读了一部中篇小说。多少字算中篇小说？我不知道。一次，从妇产医院上来一位乘客，到崇文门下，5站。下车前他对我说：“同志，我给你数了一下，这5站，你一共说了369句话。”说这么多话，还得说得每个字都让人家听清楚，可累了。

如今的人，不知为了什么，火气特别大，公共汽车成了发火的好地方。你在北京坐车跑几圈，不碰上三个五个打架的算我白说，有动嘴的，也有动手的，男的打得满脸花，女的撕巴得披头散发。其实，打架的原因简单极了，无非就是你踩了我一脚，我挤了你一下。我遇上这样的情况就赶紧劝，说，车太挤了，踩一下碰一下免不了，您二位就多包涵一点，少说一句就没事了，谢谢您了。这么一说，多半就打不起来了。车上乘客闹矛盾，售票员得管，售票员要是不管，非热闹不可。

有的时候，乘客还跟售票员打起来。这，有的售票员有责任，有的乘客成心找茬。外地人挺怵北京的售票员，说北京的售票员能骂，能骂三天不重样，骂出花来。这多不好。我不骂，不会骂，也不想骂。满嘴的脏话多恶心。一次，一个外地农民上车，大包小包的，上车特慢。我看他已经上了第二级台阶，就关了车门。没想到他一下子就骂开了：“你妈死了，急着奔丧去啊！”还有好些更脏的字眼，我学不出来。我心里委屈啊，眼泪差点掉下来，可我忍住了。我没还嘴，看他的东西多，我叫他把大件的放在售票台旁边。他快下车时，我对他说：“同志，对不起，刚才我关门早了点，没夹着您吧？您东西多，下车甭着急，我帮您递。”那个农民觉得脸上挂不住了，说：“大姐，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是个浑人，您饶了我这次吧。”车上的人都笑了，他更不好意思了。当售票员得受得了委屈，要不然整天都得和乘客打架。

坐车不买票，北京叫“蹭车”。这些人，不知“蹭”了国家多少钱。有的人号称“百日蹭车无事故”，就是说，长期白坐车没被售票员发现。到百货商店不交钱就拿走东西，算偷，得法办。坐公共汽车不交钱，不犯法，没辙。当了几年的售票员，我观察了一下，“蹭车”人的成分有变化。以前是外地人和农民“蹭”的多，现在是老人和年轻人多。特别是时髦的姑娘小伙子，别看舍得花大钱打扮，就是舍不得花毛儿八分的买票。对这些人，抓不是办法，有的，一抓一罚，非打起来不可。我的办法笨得很，乘客一上车我就一个一个地问：“您有票吗？没票请您买票。”一个“您”，一个“请”，说得乘客心里挺舒坦，这样，多数人就买了票。到站前，对那些要下车的乘客我也客客气气地问一遍：“您下车吗？请把票拿出来。”有的人一看就是没买票，准备“蹭”。对这些人，一是得问到，二是事先给个台阶让他下，他觉得混不过去了，就会赶紧掏钱买票。如今，常坐我们这趟车的人，下车前都主动出示车票、月票。乘客主动出示票，我心里感动极了，这是大家尊重我呀，这时候我就说：“谢谢，请您收好。”有的乘客说，坐709号车心里热乎乎的，就是有月票也想再打张票。

当个售票员够苦的。夏天热，冬天冷，得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还没有节假日。我真羡慕小巴（小公共汽车）和的士（出租汽车），劳动条件好，收入也高。羡慕归羡慕，我可从来也没有想调出去不当售票员了。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的工作不好，没劲。可什么工作好，有劲呢？反正是别人的好。我不，售票员这工作挺光荣，也很重要。如今北京没有什么也不能没有售票员。我知道，干这一行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哪儿那么多惊天动地呀！我是个普通人干的是普通的工作。我就想把自己的普通工作干好，让老百姓都方便。

每天早晨我4点半就得起床，洗洗涮涮，吃点东西，润润嗓子，就得准备说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的话。干了一天，挺累，挺枯燥的。可我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