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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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中，常听到

人们谈论抽象的“中国人”（不管是佃农还是地主，是老人还是小孩），而且往往只是从儒家经典中引证几句话来对“中国人”加以概括，这恐怕不尽合理、有失确切。

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对局部文化差异（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的探讨。只有把局部文化搞清楚了，再作出对整体文化的概括，结论才更为确实可信。其实，文化分层现象是很普遍的，例如，在古希腊，与贵族们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的同时，民间还有一种更野蛮、疯狂的对于酒神巴库斯的崇拜。如果我们仅根据流传下来的希腊神话，断言希腊人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那岂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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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整体文化、层次文化的形成、传播和延续的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搞清机制，才能为文化的人为控制和选择提供依据。这在今日无疑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比较多的是描述现象，满足于把中西文化现象拿来作些泛泛对比，而对影响现象的因果关系不作揭示。

在揭示因果关系时，也存在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即要么陷入遗传决定论，要么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要么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这三者实际上都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且解释的圆满程度也不能令人满意，很需要有所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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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探讨中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差异。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史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引入，到工业化进程的初步开始，所有这些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什么影响、促成了哪些变化，是很值得分析的。只断言中国人在文化深层结构及至潜意识层次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是勉强的，要具体分析哪些是没有变的，以及外在的变与内在的不变之间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将文化探讨的重点从古代移到现实中来，因为古代的许多普遍的文化意识现代可能巳不存在了。应通过社会统计调查、心理调查等手段来确认现社会各阶层、行业、地方的人的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识。在确认了现状之后，还应分析哪些是由于制度和体制的因素造成的（因而可能共存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哪些是由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意识造成的。明确这两种不同情况（尽管二者往往可能交织在一起）是很重要的。盲目地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减弱了人们对于现行体制问题的关注，是不利于现行体制的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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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探讨对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通过艺术、宣传媒介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唤醒人们更深刻的自我意识；它也可以通过理论化、政策化的形式影响物质文明的发展。目前，人们希望通过对传统的反思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进程。但许多文化探讨所具有的过于强烈的玄学色彩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损害了这些探讨的价值。

对于我国来说，基本的价值判断应当说是很清楚的了，这就是要改革、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促进科技进步、要加强民主与法制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多少价值选择的余地，关键在于具体实施的步骤和方式。我们应当为保证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发挥文化探讨的作用。目前，有些文化探讨不加褒贬地把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罗列一通，将批判其中不适于改革和现代化的糟粕的任务抛置一边，甚至大发思古之幽情，追怀汉唐盛世，在要否改革和现代化这一基本价值判断上都不清楚。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虽然这并不是“文化热”中的主流。

文化探讨应为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为两个文明建设，为深化现有的价值判断提供可供选择的参考性意见。这些意见一定要有起码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只是抽象地谈论是毫无意义的。文化探讨的结果如果不能物化为可以具体实施的理论或政策，那么它除了是探讨者们的一种情绪发泄外，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益。

（本文是作者不久前在《走向未来》丛书“理论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