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是个传奇人物，当过孙中山的卫士，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显赫人物，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充当过蒋介石的“剿共”先锋；抗战期间，在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与共产党领导人有过多次接触，甚至希望参加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又出任“东北军剿总”总司令，辽沈战役后被蒋介石软禁，后逃往香港；全国解放后毅然归来，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作者赵荣声同志，作为秘密共产党员，抗战前期曾在卫立煌身边工作，深知卫的身世、经历、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内幕。此文是《人物》杂志记者根据赵荣声同志谈话记录整理的，本刊选摘了其中一部分。分两期发表。

“嫡系中的杂牌”

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1938年2月)，党派我到身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工作，被委派为总司令部的少校秘书。

总司令部有很多同乡，一谈起来，竟扯出六、七个同学关系。和我坐一桌吃饭的有科长、参谋、军需、军医，没多久，我就和他们混熟了。从这些同事那里，我了解到卫立煌早年的一些情况。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县卫杨村，祖父是一个贫农，父亲原先也在家务农，后来在合肥县衙门当册书。

辛亥革命爆发，年方十五岁正在村内义学读书的卫立煌剪去辫子，响应召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的队伍当兵。辗转数年，又到上海投奔同盟会员范鸿仙。当时范鸿仙正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在上海发动讨袁运动。当革命党人进攻袁世凯的爪牙盘踞的上海制造局时，卫立煌曾经往袁世凯的兵营投掷过炸弹。范鸿仙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死后，卫立煌逃到广州，投入粤军当兵。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卫立煌被人推荐到孙中山身边的卫队当卫士。有一次随孙中山出征，因坐骑脱缰，从马背上摔下来，身负重伤。伤愈后归队，调升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后来，因立过多次战功，逐级升为团长。

1924年，广东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蒋到处拉拢人，树立自己的势力，作战骁勇的卫立煌也是他的联络对象。蒋到吴忠信家里吃饭时，也常把吴的合肥同乡卫立煌邀去同席。

1925年廖仲凯被刺，蒋介石借口“廖案牵涉很多粤军将领”，以保护许崇智的安全为名，用诈骗逼迫的手段把许崇智搞下了台。接着，蒋介石把一部分粤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此时已任补充旅旅长的卫立煌，被蒋委派为第三师第九团少将团长。这一军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他起家的老本钱。

卫立煌是在许崇智的领导下提升起来的，对许有感情。许崇智走了，卫立煌成了蒋介石的部下，当然服从蒋的命令。但蒋介石把他由旅长降为团长，卫也是有意见的。直到北伐开始，卫立煌积极作战，才被升任为第十四师师长。1927年在龙潭战役中，卫立煌的十四师立的军功最大，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提拔他，倒把黄埔系统的刘峙和顾祝同提升为军长。1928年，卫被保送到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实际上被夺去了兵权。

卫立煌和蒋介石虽然存在一些矛盾，但他在内战时期，仍然充当剿共先锋，为蒋介石拼死拼活打了多年。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首先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任十四军军长的卫立煌，也率部与红军激战。由于张国焘指挥上的错误，使卫立煌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蒋介石接到电报，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劳。随后，除奖给卫巨额金钱外，又明令在金家塞新建一个县，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的，只有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中山县，此时第二次以人名作县名，使卫立煌声名大噪。

尽管卫立煌立了这样的“大功”，蒋介石仅给以虚名和金钱，并未封给他象安徽省主席这样有实权的大官，而和他资历差不多的顾祝同早当了江苏省主席。卫立煌当了一个时期的鄂东清剿总指挥，又调到江西担任赣江清剿总指挥，受陈诚的指挥。卫立煌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蒋介石因此要撤他的职，连撤职文件都写好了，由于熊式辉的疏通，让卫立煌住院做了一个小手术，补请病假，才敷衍过去。

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蒋介石怕由此引起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迅速调集嫡系部队前往镇压。卫立煌这次又为蒋出了大力。蒋介石于1935年才让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关于卫立煌的这一段历史，特别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总司令部的同事向我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告诉我:卫立煌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很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他不起，也有许多人誉他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他们说:中央军嫡系部队五个上将，号称“五虎将”，就是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和陈诚。这五个人都在北伐时期蒋的老本钱第一军中当团长，和蒋的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军长，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谈起打仗来，拼死命冲锋陷阵都不如我们卫老总。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穿黄马褂子”(指黄埔系)的，再拼命也没有他们得宠。我们卫老总实际上是“嫡系当中的杂牌”。还有人说:委员长说过，卫俊如能打仗，但是没有政治头脑，不能独当一面。“没有政治头脑”就是不会揣摩委员长的心理，不会拍马屁。

后来，我又听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某年，卫立煌正在和人打麻将牌，蒋介石突然来了长途电话，第一句就问:“你今天的手气好吗?和了几副什么好牌?”然后才说别的事情。表面看，蒋对他的部下很亲切；实际是暗示:不论你距离几百几千里，不论你在干什么，随时都有人向我报告，你可不能对我不忠实。性格倔强的卫立煌，对蒋驾驭部下的这套权术，极为反感。他觉得自己南征北战，为蒋卖命多年，现在倒把对杂牌军的那一套用到自己头上，自己也不能那样死心眼对蒋。从此，矛盾逐渐升级，慢慢地把他自己司令部里“特字号”人物明升暗调，统统送走，专找没有“政治背景”的人和同乡来充当他的部下，培养自己的势力。

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就解答了我头脑中的问题:为什么他要到八路军去找我这样的人来当秘书?为什么他要找“民先”来做政治工作?因为我们这些人坚决抗日，并且和他没有实际的矛盾。

三次会见周恩来

卫立煌的部队在“七七事变”以后不久，就奉命来到华北，在北平附近和日军有过接触。

当时，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约有十五万人，占领天津之后，即分三路向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山西包抄，山西遂成为中国在华北抗战的重点。这时八路军的三个师和卫立煌所率十四集团军的部分军队先后进入山西。

还在卫立煌到达忻口之前，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于是长驱直入的日军改变进军路线，从两翼向雁门关包抄过来。当时在雁门关正面防守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惊慌失措，迅速南退，以至造成全线崩溃。

阎锡山逃回太原，把指挥作战的全权交给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当时，卫部刚到忻口，工事还没挖好，日军先头部队已到忻口。随后，大规模的、历时二十一天的忻口战役打响了。这一仗日军前后发动了六次总攻，卫部打得很顽强，为争夺灵山制高点，甚至徒手肉搏。卫部没有空军，而敌机从早到晚狂轰乱炸，卫部虽然阻住日军继续前进，但伤亡惨重。正当忻口鏖战紧急时刻，八路军在敌人后方频繁活动，给了卫部有力的支援。

卫立煌告诉我，他在忻口战役前后，曾经在太原和临汾数次见过周恩来，受到很大的启发。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937年10月初，地点在太原阎锡山的客厅里。当时，他刚刚率领军队开进山西，他本人先到太原和阎锡山商量军事部署。阎锡山刚从雁门关阵地逃回，惊魂未定，看见卫立煌搬来救兵，喜出望外。他告诉卫，共产党方面的一个重要代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了太原。卫说:“好极了!我能够和他见见面吗?”阎说:周恩来下午四点到他这里来。

卫立煌为什么急于同周副主席见面呢?原来早在北伐之前，卫在广州时就听过周恩来的演说。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是卫敬重的领导。1926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卫是第一军第三师的一个团长。由于蒋介石不让第三师的军事干部和周恩来接触，卫立煌只是在公开场合和周恩来见过几面，没有单独谈过话，他对周恩来一直很敬仰，因此，很想和周恩来结识。

当周恩来副主席来到阎锡山的客厅时，卫立煌站起来恭恭敬敬行了一个室内军礼。周副主席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十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

周副主席对卫立煌决心去忻口迎敌给了热情的鼓励，扼要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立场；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前途和战略战术。卫立煌觉得周副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卫立煌第二次和周副主席见面是从忻口退回太原之日，也是匆匆一晤。当时，卫刚刚经过二十多天的鏖战，眼睛熬红了，声音嘶哑了，象生过一场大病一样，一见周副主席，精神立刻振作起来。他对周副主席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于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阳明堡烧了敌人二十四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向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周副主席还和卫立煌就下一步的作战部署交换了意见。周副主席有许多事情急待料理，两人相约转移到晋南以后再细谈。

由于日军前锋迫近太原，中国军民只有通过汾河桥向西南退走的一条路。当晚周副主席离开太原时，看到汾河桥上交通堵塞，军民乱作一团，立即找来城防官员帮助整顿，很快，汽车和行人就畅通无阻了。次日凌晨，卫立煌过汾河，听到这件事，不禁感叹:共产党与众不同，周恩来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七天后，卫立煌和周副主席在临汾第三次见面，这时太原已失守。

卫立煌一开口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打好，现在我军损失惨重，没法反攻，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不住，最后只有退到黄河南岸，依仗黄河天险来阻挡敌人继续南下了。周副主席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前途，说明即使日军继续前进，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这次促膝长谈坚定了卫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

自临汾一别，卫立煌一直很怀念周副主席，对其他共产党人也改变了看法。新中国成立后数年，卫立煌动了回归的念头，周恩来总理叫人写信给他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这句话非常灵，卫见信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回到大陆。不过，这是后话了。

到延安去

在这个时候，总部参谋处拟定了几个转移到晋南中条山的计划。参谋长郭寄峤提出了假道陕北的意见。这些将军们在议事时，我这个新来的文职人员是没有资格讲话的；但是，等到旁边没别人时，我就向卫建议:“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卫没有答复。我又说:我们工作团在西安成立后，取道陕北来延水关，经过延安休息了三天，乘机参观了这个有名的地方，大家都很满意。百闻不如一见，实际看一遍，比看杂志、报纸，听别人讲强多了。

卫说:“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打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参观?”

我说:“走马看花，有一两天就行了。和毛先生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第二天，他叫我把最近的《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找出来翻翻，给他准备到延安去的讲话稿子。他说:“去不去延安现在还没有决定，你先这么准备吧!”又说:“譬如参观抗大，人家开会欢迎，叫你讲话，要是讲不对多难看。”我一听非常高兴，很快就按他的口气把讲稿写好，连同新出的刊物一并交给了他。

正在此时，蒋介石忽来电报，让卫立煌去洛阳开会。为了节省时间，假道陕北南行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一连几天，总部忙着各种准备，卫立煌深夜还在看《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

有一晚，卫立煌又派卫士把我叫去，不到卫住的屋子，却引到一间空房，里面空空如也，卫立煌一个人站在那里，一个小桌上点了一根蜡烛。我非常奇怪:这是干什么?卫对我说，“我们明天到延安，我怕在抗大演说讲不好，先来试一试，你就当作抗大的学生听我讲，还有哪些地方不好，我们再斟酌一下。”

我往后退，挨墙而立，权当唯一的“听众”。没想到他把再三修改的演说稿背得很熟，还增加了不少新材料，讲得很得体。

4月17日天一亮，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十几辆大卡车由黄河西岸的延水关开往延安。离城二、三十里，就发现新贴的欢迎标语，离城越近，标语越多。车到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队伍，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看来延安是倾城而出，礼遇之隆重出乎意外，恐怕卫立煌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热烈的欢迎。

车到城门不远，滕代远参谋长、十八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人前来迎接。卫立煌一行，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来到城中的接待处，毛泽东主席已跨出客厅相迎。

主客寒喧后，卫立煌称赞八路军打得非常好，自己有机会来延安聆教，非常荣幸。毛主席夸奖卫氏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毛主席谈锋甚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话题一转，政治家又变成军事家，毛主席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卫立煌等人听了，非常钦佩。

毛主席接着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冒着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快到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卫立煌立即表示一定帮助解决。

中午，毛主席设宴招待。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前些日子受日寇追击，有什么吃什么，都减轻了体重，这天大家都饱饱吃了一顿。

滕代远参谋长，从我这里知道卫已背熟抗大的演讲稿，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的日程，下午请卫去参观抗大。这样，饭后略事休息，毛主席和卫等合照了几张照片，就前往抗大。

罗瑞卿副校长先对卫立煌一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带领他们参观了学生的宿舍——学生自挖的窑洞，看了学生的课堂——破砖砌的台子是座位，两个膝盖就是书桌。卫立煌频频点头赞叹道:中国各地都象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参观后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一上讲台，下面不断高呼口号。卫立煌非常激动，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临时用朴素的语言另讲了一套。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投降妥协。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的劲头越足。

当晚，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盛大欢迎晚会。第二天一早，卫立煌等人就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希望参加共产党

1938年8月的一天，朱总司令来到垣曲县辛庄村，拜访卫立煌。卫事先接到电报，就通知工作团作欢迎的准备，我们都非常高兴，力求把欢迎会开得和上次八路军总部对卫立煌的欢迎会差不多。卫本人和郭寄峤都亲自过问了这个工作。

朱总司令来到辛庄村时，卫立煌已经在村口等候多时了。相见之后，两人话不绝口，彼此都感到快慰。朱总司令带来几样礼物，其中有两匹俘获的日本大洋马，卫很是喜欢。卫赠给朱总司令一百支新式大号手枪，和一支刻有“卫立煌赠”的美国雪佛利牌自来水笔。他和朱总司令一连谈了两整天。朱总司令走后，他对我说:朱玉阶(朱德字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的气量大，是个忠厚长者。

这次朱总司令来访期间，有一次我见他房间里只有他和他的高级参谋袁某，便进去和朱总司令谈话。原来，我以为我们干了不少工作，朱总司令会夸奖我们的，哪知道朱总司令满脸不高兴，说我们工作团搞得太左了。首先会场上那个“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大标语，就太不象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最流行的大标语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其他一些标语也都和八路军的一样。这样搞，只会暴露卫的思想和其他官员有差别，就会被国民党注意。多亏朱总司令及时提醒，以前我的确没意识到这一点。

卫立煌自从学到了在敌后作战的本领，信心大增。1938年夏季，曾经发动了一次较大的战役:进攻侯马和曲沃，并伏击了日军一个庞大的汽车队，两次都获得很大成果。当日军两次对总部所在地垣曲扫荡时，卫立煌一面指挥部队阻击，一面带着总部转移到平陆县深山内。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总部返回辛庄村。途中经过一个叫鬼绝崖的地方，卫立煌看到有两户人家被日军糟塌得惨不忍睹。过了两天，他就拿出他自己作的一首诗给秘书们看，一张纸上写了几行核桃大的字:

两度来登鬼绝崖，其难好比上天台。

民在倒悬谁来救?处处饥寒处处灾。后面两句反映出他为鬼绝崖的惨象所打动，同情老百姓受灾受难。这倒也反映出卫立煌的思想感情。

此后一段时间，恰好战事不紧张，我陪他阅读和谈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卫立煌找出一本很厚的书给我看，说是上次朱玉阶带给他的，还说这本书很重要，要我看后给他讲讲。我一看，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说:我先拿去看一看吧!第二天，我对他说:我讲不了这本书，过去没有见过，苏联革命的历史，我一点没有研究，这么一厚本子，我一时也啃不下去。卫说:那就算了，不讲这本书。我们随便谈些别的，比如中山先生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共产党的刊物说是半殖民地，见解为什么不同?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他能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他阅读报刊已比往昔过细，对政治理论的兴趣比过去高了。

第二天，我找出一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帮助他读起来。我尽量避开抽象的理论和术语名词，多讲历史，穿插一些故事，一连多日，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三个人讲起，最后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乃是历史必然的规律，也就是中山先生说的大同世界。

在这一段时间，我有时带着我的爱人靳明一起到卫立煌那里谈话。她是从西北战地服务团来的，卫对她也是“童言妇语，百无禁忌”，除六安瓜片茶外，还拿出洋点心和月饼招待她。

有天晚上谈至深夜，卫立煌忽然提出一个我料想不到的问题:“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我激动得不知怎么回答。稍加考虑后，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只参加过“民先”，还没有参加共产党。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外人不能乱问，怎么参加呢?我真说不上。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说:朱总司令常来，你跟他谈谈不好么?

卫说: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我说:也用不着到延安，路太远。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问问林伯渠老先生吧!

卫同意这么办。他拿出一百元交给我，叫我不要到军需处去领路费，又说:以我的秘书身份代表我去找共产党，不要对任何人说你到哪里去，天亮了马上就走。

我到西安后立刻找林老汇报，林老听了不置可否，反问我对这事的看法，我说卫这一年受八路军共产党的影响不小，到了一趟延安见了毛主席，思想变化很大，希望参加共产党可能有几分真心话；旧军人，往往是东拉一手，西拉一手，他也可能是想左右逢源；我们也还要防一手，他或许想试探我是不是共产党。

林老听了没有表示，然后告诉我: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党员，这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又叮嘱我要严守秘密，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绝对不许乱讲。

回到总部后，我把林老的话如实向卫作了汇报，附带告诉他，花了四十元作路费，多余的钱都替他买了进步的书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