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淑琴

应邀赴加拿大执教近两年，接触的主要是大学中的青年。他们是我的学生，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对我这个从遥远的东方来的老师感到新奇，对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更感到神秘，每次都有问不完的问题。从“阴阳”、“八卦”到“矛盾论”，从“三皇五帝”到我国老一辈的领导人，从“四大发明”到“四个现代化”，“尖端”问题可真不少。甚至问到我的“功夫”怎么样?是不是共产党?他们在那样的社会中出生成长，受教育，谋生存，他们有他们的爱好，有他们想问题、看世界的方式，有他们的追求和理想。

不稀罕“好爸爸”

安娜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青年。她衣着得体而入时，举止文静，自己有一辆两座位的小赛车。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富家子女。我想，她的那些“装备”一定是父母给的。谁知有一次我问她将要在来到的暑假里打算干什么时，她说:“去西德的一家酒吧当招待，赚了钱在欧洲玩一玩。我可不再给我爸爸干了!”我不明白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细问之下才知道，她前几个暑假都受雇于当一家公司董事长的爸爸，在他的办公室打字并兼做一些秘书工作。她觉得打字当秘书太单调，没有意思；而去西德当酒吧招待，工作多彩，待遇也不错，还能就此到欧洲玩一趟。这个姑娘十六岁就离开父母而独立生活了。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除了暑假找工作做外，平时每个星期还有几个晚上到一家医院当电话值机员，挣钱用于上学及日常开销。她不无自豪地对我说，目前她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置办的。在西方，安娜式的青年比比皆是，我的那么多学生，几乎没有一个是全靠父母的支援上大学的，都在上学之余从事各种工作来挣钱读书，不足的部分，宁愿向政府贷款，将来毕业后工作再偿还，也不愿向父母伸手。他们不稀罕“好爸爸”。

艰苦的自立

自立是西方青年追求的目标。但是，这并非易事。西方社会近年来经济不景气、生活指数和学习费用年年上涨，年轻人要维持自己的生计并继续学习就得尽可能地干活。我的学生上课，大部分都是踩着钟点来，一下课就匆匆忙忙走了。课间拿几个硬币投入自动售货机，掉下来一份三明治或“热狗”，再来一杯咖啡就算一顿饭了。看得出来他们在争分夺秒地安排每天的工作和学习。

玛格丽特二十四岁，大学已经毕业了。目前正在修语言学硕士学位。她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奔波于三家大学之间选修硕士学位的有关课程，下午5点到夜间11点在一家医院急诊室做杂役。用她的话来说，她是“在所有人的指挥下不停地跑腿”。如此紧张的一周，周末总该放松一下吧?不!玛格丽特说:“我没有周末。”她说的是实话。因为那些正常工作的人周末都要休息，但有些工作又不能中断，因此为自立而谋求工作的青年学生就得放弃休息去顶缺。为了生活和上学，学生们对工作从不挑拣，只要报酬合适他们就干。我的一个男学生竟一边上学，一边在一间幼儿园当了七年男保姆。利用这个工作的收入，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

为了多一个竞争的手段

西方社会一切都受市场调节，学生选择专业也受这个影响，选什么课，学什么专业不但要考虑到自己眼下的可能，还要考虑到将来谋生的需要，不少人学知识是为了获取参于竞争的手段。我任教的第二年忽然多了不少学工商或经济的学生来选中文。他们是顺应我国的开放政策而来学这门课的，以便毕业后在应召进入同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公司或机构时，能比别的人多一个有利条件。那儿的青年要不断根据“形势”和“需要”来改变或调节自己的专业方向与知识结构。他们要不断地更新和补充知识才能使自己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二十八岁的伊沙贝在学生中显得稍微有点特别。他不象一般男同学那样衣着随便、甚至衣冠不整。每次来听课总是西装革履，再热的天也打着领带。对仪表比较注意，待人接物也显得彬彬有礼，从来不旷课和迟到。有几次上课他虽然非常疲惫，但仍然努力振作精神坚持听讲。我好意地对他说:“如果您太累，今天就回去休息吧。”他很不好意思地回答:“啊，先生，对不起!我刚从出差地赶回来，从机场直接来的。为的是不耽误听课。下了课我还要乘飞机赶回去。”见我有疑惑不解的神色，课间休息时他对我说:“我是副总经理，有许多事要处理。但中文课我不能耽误。”原来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已经是一家规模颇大的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了。他自己的专业是电力工程，他觉得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为了他们公司将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能给董事会留下更好的印象，他决心学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以便同中国直接打交道。所以他不但听中文课而且学习书法，几笔汉字还写得有点儿骨架呢!

耻于炫耀热心公益

在我的学生中，象伊沙贝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有个叫斯梯芬的，刚刚三十一岁，已是一所大学的常任教授了。他在大学学习时攻读人类学，为了学得比旁人略高一筹，连续五个夏天到北极圈里的爱斯基摩人村落去与他们同生活。在那里打猎捕鱼、吃生肉，学习和研究他们的语言。后来又去黑非洲一年多，研究那里的土著民族。经过六年的奋斗，斯梯芬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五年后，又成为大学的常任教授。这样一位有学识、有作为的学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竟象一个普通学生一样，选修了我的中文课，没有一点大学教授的架子。

我的学生中，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的来自于普通家庭，有的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普通学生，有的是公司的经理或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却同窗共读，彼此直呼其名，没有人炫耀门第或资历。更有意思的是，在别的系科是师生关系的人都选了我的课，在我的课堂里竟象老同学一般。这些年轻人认为，显门第是无聊的，原来家庭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自己挣来的，自己的道路要靠自己去走。他们认为，摆身份更可笑，无论有什么职位，在自己工作的部门以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们耻于炫耀自己的“高贵”或家庭的“显赫”。

许多大学生热心公益活动，乐于助人。红十字会到学校搞献血，只要把红十字旗往那儿一挂，架起几张行军床，马上就会有许多学生踊跃来献血。很多大学生富有同情心，如果要为哪儿的难民或灾民募捐，他们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都愿意解囊。扶持老弱、帮助残疾人的好人好事，也随处可见。

危害青年的毒蛇

西方世界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但乌七八糟的东西也不少，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有很多东西不健康甚至低级、下流。加拿大的不少电影广告都注明十八岁以下的少年不得观看，因为这些影片都是宣扬色情或暴力的。我的学生几乎人人都看过这类影片，但不少人看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想看了。他们说:“那种影片不是艺术，只有动作，没有内容。实在没有意思。”黄色报刊随处可见，好在青年学生问津的人很少，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有辨别好与坏、美与丑的能力的。

吸毒已经成为西方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害着青年的健康成长。我所在的城市有一条街，每次走过那里，都有人冲着你轻轻地喊:“阿稀，阿稀。”这是出售毒品的叫号声。毒贩子竟如此明目张胆地叫卖含大麻的香烟、海洛因和可卡因等毒品。我曾在一条河边看到几个青年，聚在一起轮流吸食一种毒品，他们面无表情，两眼直瞪，只顾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吸毒。吸完了，便呆呆地坐着，大约正处在因毒品刺激而带来的暂时幻觉之中吧。那种气氛实在让人害怕。很多吸毒者是从中学生开始的，那时年幼无知，以能吸几口含大麻的烟卷儿为时髦，吸着吸着上了瘾，就吸起海洛因或可卡因来，甚至直接往静脉里注射。毒品很贵，每天要花几百元，没有钱，于是就偷盗、卖淫甚至公开抢劫，走上犯罪道路。

难于接受的“风尚”

在那儿，我常听女学生讲，我同他出去过；男同学讲，我同她出去过。开始我理解为一般意义的“出去”。后来听多了才发现这儿的“出去”有它特别的含义，意为这一对男女曾经在一块同居。这是在那种社会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怪现象。不少青年人不愿正式结婚而只同居，“合”与“分”完全“自由”，双方互不承担义务，不受法律的约束，也没有道德上的责任。这种极不严肃的生活态度带来不少社会问题，倒霉的往往是女青年。我的学生大部分都过着这种同居生活，他们还说这是他们的风尚，为的是共同生活一段以后，有了了解再正式结婚。但是，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已经同居了七八年，至今仍然是同居而不结婚。有的女学生说，她们所以要与另一个男人同居是企望得到保护，因为在那种社会一个女人单独生活是不那么太平的。但是我有一个女学生为了这种“保护”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因合不来而与一个男人分手了，但这个男人却不放过她，她必须在这个男人的召唤下按时去陪他，如果失约就可能遭到毒打。她甚至害怕这个男人会因她的不从而杀了她。本来是为了寻求“保护”，结果却陷入泥坑，时时处于惊恐之中。在那里，这种事别人是不来过问的，也没有什么法律来保护女性。

同居的男女在经济上是泾渭分明的，各管各的经济账。共同的消费由两人分摊，如果男的付了当月的房钱，那么可能就由女的来买全月的食品。有时上馆子一起吃饭，也往往是各付各的账。我觉得这实在不好理解，他们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应当怎样评价这种“风尚”呢?只能说，那是畸形社会的畸形产物。

(插图:崔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