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卓荦

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一节论崔述与《考信录》说：

“是古代史学上疑古派的一个代表，但还不足称为集古代疑古派之大成。因为他不仅不敢疑经，而且以经为其他一切的标准，这种疑古，还是一种信孔尊经的疑古，连王充、刘知几、李贽等也不如了。梁启超以崔述‘经书以外只字不信为‘豪杰之士，荒谬！”

蔡先生在这里先指出不敢疑经，反以经为衡量其他一切的准绳，是崔述的主要缺点；而后说梁启超先生以崔述为“豪杰之士”的原因，即在他“经书以外只字不信”这一点——无疑是说梁启超把崔氏的主要缺点当做主要优点了。倘若真是这样，那梁先生固然是可以并且应该被斥责为“荒谬”的了。但事实上，蔡先生在这里所据以指斥的引语，与梁先生的本意不无距离。这几句话，都出自梁先生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该节原文是这样的：

“嘉庆间，则有从别的方向——和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东壁(述)，其书曰《考信录》。太史公谓‘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东壁墨守斯义，因取以名其书。经书以外，只字不信，《论语》、《左传》尚择而后从，《史记》以下更不必论。彼用此种极严正态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书为好博的汉学家所不喜；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钱、段、王，可谓豪杰之士也。”

很明显，梁先生在这里提到“经书以外只字不信”，旨在绍介《考信录》的得名之由与著述体例；而所以赞赏崔氏为“豪杰之士”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崔氏把“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的考史成绩，以及他“实不让戴、钱、段、王”的“严密犀利”的“考证方法”。“经书以外只字不信”与“豪杰之士”之间，决没有如蔡先生所组截的那样直接的因果关系。

固然，在同一文中，梁先生还说过崔述“对于先秦的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怀疑；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真可佩服。”其意也不过是因为崔述所处的时代，“实在那时信古的空气已压倒了疑古了”(顾颉刚先生《崔东壁遗书序》语)，所以认为崔述能够这样疑古，已属不易，并非因他只信经书，所以才佩服他。设若崔氏能更进一步地大胆疑经以求古史之真的话，则梁先生对他当会因此即摒斥呢？抑或是更加赞赏呢？我认为我们更有理由同意这后一种推断。请看梁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总论》中论及崔述的一节：

“同时出了一位名声很小的辨伪大家，就是著《考信录》的崔述。他把春秋以后诸子百家传说的古事，一件一件的审查辨别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使得古史的真相不致给传说遮蔽。……他虽然迷信《五经》、《论语》、《孟子》，却也不能不疑其一小部分。他辨伪的方法，除了‘考信于六艺以外，还有许多高妙的法门。他解释作伪的原因，能够求得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他那种处处怀疑、事事求真的精神，发人神智，实在不少。”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梁先生对崔述的三点态度：一、崔氏对《五经》、《论》、《孟》的态度为“迷信”的；二、对崔氏的辨伪方法，除“考信于六艺”以外的其他“许多高妙的法门”是赞赏的，并不要求以六艺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三、最钦佩崔氏的地方，即在“他那种处处怀疑、事事求真的精神”以及他认真严密的辨伪方法。

更明白的，是在我们开头引的梁先生论及“豪杰之士”的那段文字之下，梁先生更接着写道：

“第一问题中春秋前史迹之部分，崔东壁所用方法自优胜于马宛斯。虽然，犹有进。盖‘考信六艺固视轻信不雅驯之百家为较有根据，然六艺亦强半春秋前后作品，为仲尼之徒所诵法，仲尼固自言夏殷无徵，则自周以前之史依然在茫昧中，六艺果能予吾侪以确实保障否耶？要之，中国何时代有史，有史以前文化状况如何，非待采掘金石之学大兴，不能得正当之解答。此则不能责备清儒，在我辈今后之努力耳。”

这再一次说明梁先生所赞赏崔述的，主要是他怀疑、求真的治史态度和认真、严密的考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