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

赵明同志是一个从开国之初，就写社会治安题材的人，但令我震动的是写来写去，却把自己写进了监狱！十年“文化大革命”，他竟蹲了六年监狱！

一九六六年不是个孤立的年代。何以全党、全民猝不及防？能够设想戏剧进入了高潮却没有序幕，没有铺垫，也没有暗示么？我作为影评人，习惯于从电影的角度看问题，遂以为电影把我们的视线引入个别事件、个别案情、甚至某种生产指数，而游离于社会整体。说我们今天的电影往往落后于一般观众的思想认识水平，首先在于电影文学所提供的模式或蓝图中，所描画的社会面和人物性格往往是单一的而不是多样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是教育的而不是启发的。严格说来，按图索骥和每战必胜，不足导人子聪慧。一个只能从正面看事物，认识事物，而不能从反面，侧面看事物，认识事物的民族不是智力发达的民族。以中庸甚至逆来顺受为“修养”者，必有不祥。夺权始于“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夺权了，有多少灵感，便有多少罪名。一旦在天安门的红墙上贴出比斗还大的标语：“砸烂公检法！”革命的公检法，一夜之间，便成为“反革命”的公检法！十年磨难，总算目睹一场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因此我以为在这篇文章中，万不可和作者论事。要论事，作者腹中所藏，本中所记，卷中所存，皆十百倍于我。这里仅就电影文学的惊险样式及对公安题材的一般理解，略写几点或可视为提高途径的浅见：

一是开放的国家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容不得有半点书卷气。本书中有几个电影剧本均涉及这个方面，无疑是必要的。不仅必要，而且我们有必要宣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电影自然不能例外。如今有一些电影，或曰“侦破”，或日“地下斗争”，实则是在卖弄风情，或以“美男”对“美女”，或以“美女”对“美男”，败坏党的声誉，暴露党的机密，形形色色，害莫大焉！“国家是要消亡的”。对。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当人类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私有制残余之后，国家也就失去了它的职能，自行消亡。但哪一年？谁也没有说过。不仅如此，在新的革命实践中，即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确定性的胜利之后，国家观念不是在消亡，而是在强化；不只是作为保卫国家的手段的强化，而是作为国家观念的强化。沙皇进了坟墓，但沙皇的大俄罗斯帝国的幽灵直至若干体制，却还游荡在乌拉尔山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罗曼诺夫王朝的豚犬普烈热瓦尔斯基又再次作为新的银幕形象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很可以说明人类历史究竟是经历过数十万年的沉淀。谁拍着胸脯说共产主义将在我手中实现，换来的必然是一场不很愉快的结局。“左”是什么！不就是无视胃的功能把一天或一月才能吃完的饭一顿吞下么？中国的反右，实际上是从反对“小脚婆娘”开始的。这一反，虽然是喜报频传，锣鼓喧天，颂词巨匾，络绎于途，缺点是既不能吃，又不能喝，即所谓“务虚名而受实祸”。江青其人自称是熟读《国家与革命》起家的，而害我国家与革命至深，徒为天下笑！

还有一些同志的国家观点就是把国家封闭起来，而无产者则应安贫若素。热炕头永远胜于暖气、空调、电褥子；牛车、小毛驴。也永远胜于三叉戟和七四七，老婆自然也就不致跟不三不四的人去跳舞以及如此等等。而这些，实在用不着我们共产党人去幻想，阎锡山早已幻想过并实行过了。把元宝溶化后灌进河边村庄的石头缝里，以保子孙不虞匮乏，连铁轨也拒绝采用“晋国”之外的制式，免遭邻国的入侵。历史不已经证明这种“土拨鼠”主义彻底破产了么？我们以“小米加步枪”胜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胜蒋介石，就已经不止于“小米加步枪”了。封闭的经济体系，开头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后来把它理论化，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还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描述，便已经形成世界市场，埃及的棉花进入英国市场，而英国把呢绒运往世界各地。今天的日本也仍然从世界各地输入原料，而把它的汽车、电气设备和纺织品等销售世界各地。东南亚有的城市国家没有农业，便连吃的东西也要进口，而国家的经济总产值却大于吃用消费。热心于关门，即无助于经济建设，也无助于智力发展。建设和管理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一门学问，对于我们一些人来说，开放体制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但它既为今日国家所必需，就得完善甚至改变我们某些人的国家观点。

以公安斗争为内容的电影制作蓝图一剧本，不能无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而另立一种是非善恶标准。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而旅游者形形色色。我们是着眼于形形色色，还是着眼于以名山大川等不必投资或投资很少的“工业”，为国家提供建设所急需的外汇储备。这对政法公安工作者来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认识这个问题的钥匙就是开放的国家观点。

二是进步的社会观点

社会观点的核心是阶级观点。许多年来，我们固有夸大阶级斗争的毛病，但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则是不能否认的。夸大阶级斗争这一点，经过一九五七年、五九年、六六年到七六年，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为什么会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呢？看来我们是有点吃只睁一只眼睛的亏。以为既由无产阶级来专政，对立面当然就是资产阶级，忘却还有一个封建的怪物，也应该睁开另一只眼睛瞧一瞧。列宁说的很对，一个国家的无产者不能因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就不去夺取政权。但实践证明，在夺取政权以后，新的统治阶级还有个思想、文化的一首先是经济的补课。否则会把封建落后的东西贴上无产阶阶的标签！一旦不幸而贴上这种标签，它的危害就更胜于封建阶级自身。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其实是讲得很清楚的，可惜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和警惕。

因此所谓社会观点，就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我们维护的东西，既是有原则的，又是发展的。而且发展也应该视为原则。共产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世界体系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封闭的体系，闭关锁国，后来还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仅变得越发可笑，而且越发荒谬了。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没有文化可以获得经验，但经验还不是科学。科学必须是能够作用不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似乎和这本书无关，但实际上是有关的。离开这些，单纯地指某人可靠，或某人不可靠，其本身就未必可靠。我们的社会治安有其严密的组织以及其它的有关手段，但它如果不是维护社会进步，它的作用就很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我想特别提到历史知识。我们在政法公安战线上的许多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甚至是动人至于感泣的。但可能还有人不明白民族团结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大明白中国之有今日得来不易。“把反革命抓到羊群里去”(此话不通！)固出于反革命野心家康生之口，但是否由此引起普遍的警觉！？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过司徒王允拒绝招降的教训，和后赵政权在平叛中意气用事的教训，其实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一句话，辛辛苦苦远不足以说明社会效果，只有辛辛苦苦加上智慧和远见，才是我们奋力以求的目标。

三是现代的电影观点

电影观点说来话长，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一是深入的政治斗争既包括客体一方，也包括主体一方。只把客体一方加以渲染，却秘而不谈主体一方，便不真实。在不真实的基础上自圆其说，不但有违于事物的逻辑，也在认识上失去应有的价值。这类作品多半具有惊心动魄的剧场效果，却难于长留人们心中。游戏就是游戏，不要把游戏政治化；政治就是政治，也不要把政治游戏化。事实证明：热衷于前者的人，往往也热衷于后者。孟子曾经批评过一种人，说他“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语言有些近乎夸张甚至荒诞，但却是很常见的事例。细想以往许多年，一言之失，一语之差，一文之误，甚至长辫短裙，红唇黑结，占据着我们的全部视野，而对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性的环节却一筹莫展。谓之政治，则是对政治的大不敬。

因此我以为着重描写公安题材的人，不能沉湎于情节结构，而必须超越它，着眼于题材的社会内容。作家不是法官，他的对象不是原告和被告，而是历史。不能也不打算对历史负责的作家，将与欺世盗名同罪。

二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还是要造就亿万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无限向往，无限忠诚，并为它的最终实现付出自己的一切的人。情节既可以是曲折的，也可以是不很曲折的。尤其不可故弄玄虚，谎报军情，混淆视听。大事要写，小事也要写。对于一个作家，事无分大小，关键在于见地，在于他能否通过常见的事物有所发现。在以往的银幕形象中，固然出现过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但自视为英雄，或只由于通宵不眠，便在观众面前伸懒腰，打哈欠，还通过旁人的嘴，说一声“又是一个通宵！”这就反而降低了作品的格调。近看法国影片《女侦探》，我是很以为值得我们借鉴的。那个英雄不是唱着凯歌离开银幕，而是在权贵的压力下，拎起行囊走开。因此我盼望以公安题材为内容的影片，将有一天不叫“惊险片”，而名正言顺地称为“文艺片”，象《女侦探》一样，走出国界。我们正在努力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就更需要秉公执法，不循私情的大智大勇者。他们也是保姆，是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的保姆，是一些为人类社会进步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人。因此我认为公安题材的影片，不必过分着眼于案情。原原本本地去写案情，而忘却通过案情展示它更深一层的社会含义。案情若成为“公告”或“通报”甚至是“判决书”，作为电影，生命是极有限的。如果以为案情只是事情的末梢，而根须在隐秘的生活流量之中，则观众将能感受到银幕与生活的联结点，从而警怵自己或开扩其眼界，加深对置身其中的社会的认识。对待这样的电影文学剧本，演员应是第一流的，导演和摄影也应是第一流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