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歌

历史，是一条流不尽的河，又是一条特殊的河。诸多的流态和携带物：急浪、漩水、飞舟、浮草……虽然已经流失、过去，又还被记着，好让后来者去回顾、思考和评说。

“五四”的纪念，又快到了。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再现，让那些过往的人、事，象当时那样重新走出来。

“五四”——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的确是波澜壮阔的。但同时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波澜壮阔的。爱国浪潮是五四运动的起点，而不是归宿。“五四”的青年，这些拍浪翻腾的弄潮儿，刚从爱国运动的浪涛里翻涌出来，又立即投进到思想文化运动的激流里。他们将受到更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不仅要举起火炬去烧别人，还要烧自己，以选择自己的方向和道路。这其中有的人成了钢，有的人成了渣。

追慕新思潮

一个风雪寒冬的季节，有四个年青人正从杭州奔赴北京。他们是：俞秀松、施存统、周柏棣和傅彬然。其中，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筹建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施存统是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团中央书记。但这时，他们都是刚被驱逐出走的中等师范生。为什么被驱逐？又到北京去找谁？

这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的事。这年11月，他们和另外几名同学办的《浙江新潮》上，登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非孝”，这还了得！正在女师念书的表妹也抱怨：“表哥！你害得我好苦！我为了你一篇文章，被母亲痛骂一顿且不必说，还被许多同学冷嘲热骂，说我是禽兽的表妹，我死辩也辩不清！”后来，施存统撰文解释说，这年十月，他得知母亲病危，急返家后，发现母亲无人医治，经询问，回答说已经求过神灵，迟早要死的。他父亲说，眼看着母亲这样死去，就是尽了孝道。他写这篇《非孝》就是因为受了“事实的刺激”和“思想的启发”。1915年开始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吹起“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打倒孔家店”的号角。在这个背景下，《非孝》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非孝》一出，查禁令就来了。警厅、教育厅给“大总统、国务院”的“密电”发出了；“国务院”致“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护军”的“密电稿”下达了。面对一个中师生的一篇三千字的小文，竟如此大动干戈，为什么？因为这时，上至大总统、总理，下至各式各样的“古久”先生们，正处在严重的神经质病患期。

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争得了胜利，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几个千夫所指的卖国贼，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但这些胜利，并未使中国平静下来。人们在经历了这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深刻的革命运动洗礼后，面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流，再看看中国的社会现实，实在令人难以再容忍下去！于是，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迅速高涨。仅在“五四”后的第一年内，新刊物就多达四百余种。它们的创办者，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集中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这种精神境界。他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有的青年激奋地向人们呼喊：“诸位！旧思想的末日到了！人类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学识，那么现在二十世纪上就要天演淘汰了！”尽管当时他们对新思潮的理解，还不尽一致，但大都能意识到，这世界新潮的主流，已经不是“十八世纪法兰西式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而是经历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震荡，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社会主义。

面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世界新潮，“五四”青年争先恐后地把它比作“人类的福星”；而统治者们却视之为“洪水猛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身为省长、督军的大员们，要同几个“毛桃子”娃娃较量了。

他们出走了!并不是灰溜溜地失意登程，而是怀着激忿和更大的热忱；他们奔赴北京的目标很清楚，去《新青年》编辑部！去北京大学！去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大本营！这时，北大正筹办一个新社团——“工读互助团”。

空想的迷雾

工读互助团的倡议人是王先祈，他是“中国少年学会”的执行部主任。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最大、最著名的进步社团。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是这个学会的成员。

对社会主义，王先祈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并不清楚，他正在“比较”、“研究”。当时在中国流传的“社会主义”很繁杂，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合作主义，议会主义……这对于初出茅庐、又热切向往社会主义的“五四”青年来说，不能不被弄得眼花缭乱。

“五四”青年，恨不得马上就让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恰在这时，传来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这位日本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1918年在日本日向地方办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新村”：白天农作，晚上读书；并被他和热心的宣传者描绘成一块能免除世尘浊习、烦恼的“净土”。所以它一传到“五四”后的中国，就象闪现出了“世外桃源”一般，立即被当作社会主义广为流传。

这几种“社会主义”，王先祈都非常赞赏。1919年8月，王先祈提出他的初步设想——组织十余人的小团体，在城郊实行“新生活”，边种菜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但由于种种实际困难，未能着手进行。同年12月，他又在报上提出在城市实行“新生活”的倡议，说这种新生活的团体“可称为‘工读互助团”。它立即引来不少人赞同，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和期望出发，表示支持，并同他一起作为发起人，联名捐款。很快，工读互助团便首先在北京问世了。

工读互助团的《简章》除规定“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条规和说明。一句话：工读结合，“共产”生活。王先祈还说，将来大家习惯了，“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这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既取材于国外的各种空想思潮，又是对“五四”青年的政治思想倾向和生活特点、思想情趣的综合反映。所以，互助团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由于条件所限，只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分别从事食堂、印刷、英文补习、洗衣、放电影、缝纫等。俞秀松、施存统等四人到京后，立即被编入何孟雄等所在的第一组。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新文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报刊和社会名流，争相介绍和鼓吹。不久，南京、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和扬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或准备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

凡是空想的东西，无论它是怎样伴随着激情和赞美，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由于它的“共产”步伐迈得最早、最猛，短短两三个月，就暴露出了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组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食堂里发生经济危机，使团体供给吃饭也大成问题。于是，“3月23日开一个会，议决个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解散，成了整个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的先声，到同年六七月，其他几个组和各地的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就这样昙花一现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不愧是人类青春史上的一页灿烂的纪录。但是，这些建立了历史丰碑的“五四”青年，毕竟也是青年，他们也具有普通年轻人的特点：富有朝气和理想（包括种种幻想）；容易激动，也容易感伤；更愿意去思考而不甘于固守陈规，又缺乏经历学识形成的持重；没有那种饱经世故的、吞吞吐吐的“雅”态；而直率加幼稚，又难免会掉入雾嶂，造成失误。工读互助团的兴起和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但怎么才能“导”得出来呢？为什么同样掉进了空想社会主义迷惘的众多的“五四”青年，有的较快地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沿着“五四”运动的主流航向，继续前进；而有的却变得悲观、颓唐或沉沦，象水面的浮草，或毫无反抗地深陷漩水，随波逐流，抛在岸边，无声无息地日渐腐没？这一切，难道都是命运的捉弄么？！

问题尚未结束，运动仍在进行。至于以后的发展，许多青年正在研读中国近代史。大浪怎样淘沙？众流怎样归海？空想怎样走向科学？这些题目，你们是完全可以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