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达

近几年来，“冒险”一词已较多见诸报刊，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冒险”仍是一个贬义词，因而实在大有为“冒险”正名的必要。

冒险精神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一种时代精神。与传统的自然经济不同，在商品经济下，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市场，而不是静止不变的一个乡村、家庭。对商品生产者来说，他的每一项决策，每一次行动，既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也就是带有一定的商业风险。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本身，就是商品生产者。”如果生产者不敢“冒险”，那他不仅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而且也免不了失败的结局。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就是非胜即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不敢冒险其实也是一种消极冒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种冒险。但是，既然我们实行的仍然是商品生产，企业的产品仍然要经过“市场”的“惊险跳跃”（马克思语）；既然我们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还不可能完全克服经济活动中的自发因素，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冒险精神仍然应该是我们的一种时代精神。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强调冒险精神尤为重要。

冒险精神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传统社会是由传统思想、传统方法、传统行为且由传统人维持的一个静态平衡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不仅要符合传统，而且要被社会所承认；越是守旧的人，就越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就越有社会地位，就越有生存权利。所以冒险精神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相反，现代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的创新能力，社会需要的是不断标新立异的英雄。而任何一种创新活动，都带有一定的冒险性，都带有某种不确定性。一个人如果遇事谨小慎微，工作循规蹈矩，不敢冒风险，那他就不会有所创新。正因为如此，冒险精神不仅是一个人事业上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进步、历史变革的一种精神力量。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振兴、一个国家的繁荣，都与这个民族所具有的冒险精神分不开。冒险精神常常更能充分地体现一个民族的创业精神。称雄世界的美国，实际上是由冒险家创立的一个国家。所以，西方人总是为“冒险家”喝彩。相比之下，我们过去太缺乏冒险精神了。

我们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这既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基础。从历史上看，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小生产者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恐惧变革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对小生产者来说，任何变革都意味着灾难，意味着陈规陋习的失灵，意味着对传统平衡的彻底破坏。在这样的社会，评价人的标准不是看他有没有创新能力，而是看他“听话不听话”、“乖不乖”，一切与传统不合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凡是有创新精神的人都被当作“二百五”，群起而攻之。从现实来看，我们尚待改革的体制和政策，不仅不鼓励冒险精神，而且扼杀任何冒险行为。“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使得人们宁可饿着肚皮等饭吃，也不愿自己找饭吃。否定商品生产的计划体制，把企业仅仅当作国民经济的一个车间，企业领导人只是他上级行政部门使唤的“丫头”。对他们来说，冒险精神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考察干部只看其犯没犯错误，而不看其干没干出成绩，一个无功无过庸庸碌碌的人可以青云直上，而一个贡献虽大但犯有一点错误的人却要受到贬斥，敢作敢为更被视作“捅漏子”，这就使许多干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无过便是功），只当和尚不撞钟（怕撞坏），这怎么能有冒险精神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改革就带有风险，包含着某些失败的因素，这就要求改革者本身要有一种冒险精神。如果说没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冒险精神，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同样可以说，没有当代改革者的冒险精神，就不会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进而可以说，没有冒险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当然，我们所说的冒险精神，是指有科学依据的合理行为，而不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图：雪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