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到这一期出版，正好满五周年。

我们恭请《读书》作者中最年长的一位——叶圣陶老先生，为五周年写了点话，敬刊卷首。叶老对《读书》勉慰有加，激励我们以后把刊物办得更加能满足读者需要。

另一位年长的作者——夏衍同志，特地写了一篇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话。夏公年过八十，在读书问题上的见解却依然充满生气和活力，值得钦佩。

回顾五年来的历程，深感失误、缺点很多，有负读者。这些年来，许多读者对我们提出许多意见和要求，限于水平和条件，做到的不是很多。有的读者一再要求刊登一些关于读书、治学方法的文章，我们虽然深然此议，却是长期愧未办到。趁创刊五周年的机会，特地约请巴金等老学者、老作家，撰文漫谈自己的治学、读书经验体会，介绍给读者。用这种方式来弥补我们过去工作的缺失(当然是不能完全弥补过来的)，也是纪念自己的刊物的一种方式吧。

办刊物的一大苦事是约稿。但这一期的约稿，却异乎寻常地顺利。无论治学体会、书刊评介、杂感小札，凡是编辑有所求的，鉴于创办五周年纪念的需要，作者罔不协助。我们特地把这个小小的信息传达给读者，让我们一起向《读书》的作者致谢！

《读书》创刊在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它始终得以在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工作，这是办这份刊物的得天独厚之外。我们的工作如果有成绩，都是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结果；而有失误，也一定源自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的领会不够和执行不力。今后，我们唯一的方针也只能是：坚决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