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我是1939年初到延安的，分配到中央青委（对外名称叫西北青年救国会）。先是到安塞县和晋绥解放区去调查青年工作，夏天回延安，就在《中国青年》参加编辑工作。

那时候，我们《中国青年》的主编是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对外我们是中国青年社，对内是宣传部的一个科，叫中国青年科。实际工作是我们科里干。科长杜绍西同志（以前是丁浩川同志，这时刚换过），科员有我和萧平两个，后来又来了一个黄照。

记得刚到《中国青年》时，科长杜绍西嘱咐我的就是：“看稿子你得公平对待。对于负责同志的稿子，该改的也得改。如果他有语句欠妥的地方你放过去，将来登出来，反而对这个负责同志影响不好。”我们组稿的范围就是各地来延安的干部，请他们写工作经验和通讯。记得登过刘秀峰、穆欣、黄华等人的稿件。我们自己也写。

刚开始对于青年刊物究竟该怎么办，心里实在没有谱。我只在学生时代“课余”编过刊物，那只能算是练习性的东西。对于如何研究读者的需要，实在不懂。本来，那时的延安和各解放区交通十分困难，刊物发行范围仅能限于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延安有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他们抱着满腔热情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这些人才是刊物的主要读者。当时我们本来应当研究这些主要读者的要求，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为他们办刊物。但是我们却不大懂得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是做青年群众组织工作的，眼睛应当看到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