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林 秦维宪

据说，现在有许多青年都认为，重复别人说过的真理，就会失去独创性。然而我相信：从一种在心底蕴藏很久的感情里面萌发出来的思想，即便肤浅，但毕竟真实，而真实就能打动人心。这里所说的感情古老而深厚，当祖先把它遗传给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它又经受了富于时代特点的新的考验。我思考的轨迹以这样一件事为起点：几年前，国际上召开了一个关于人造卫星的会议，中国也出席了。席间，两个大国的代表傲慢地对中国代表说，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发射的卫星不能永远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如果你们的卫星在近年内赶不上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将采取科技手段把它逐出原先的运行轨道，由印度的卫星取而代之。这难道仅仅是一场科学技术的挑战吗？不，这是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声誉、地位和命运的挑战！从1840年近代史开始，到今天向“小康社会”进军，大约150年间，中国人民最熟悉却又不得不反复学习的真理总是六个字：落后就要挨打。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向何处去？面对悲观者、麻木者和奋起者，大学生该与何人为伍呢？我们的脚既然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能不与十亿一千五百四十一万中国人一起思考。而因为我是大学生，又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我喜欢到历史长河中去寻觅奋斗者的足迹。它使人振奋，因为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爱国主义的圣火也没有熄灭。拿中国知识界来说，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敢于率先奋起的林则徐算起，将近150年，愿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而上下求索者大抵以中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驱，他们以自己的血肉开拓着祖国的振兴之路。当“五四”运动揭开新世界的序幕，唤醒几万万沉睡的中国人，人们惊讶地发现，它的发难者竟是一群从海内外高等学府脱颖而出的“才子”！他们二十岁上下，风华正茂，以民族振兴大业为己任，率先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五四”之夜，几位热血青年闪出奔流的人群，撕裂衣襟，咬破手指，用淋离的鲜血愤而直书：“洗尽国耻，中国腾飞”。

是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腾飞，因为它的人民对痛苦的历史记忆犹新。罗曼·罗兰说得好：“痛苦象一把犁刀，它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却掘开了生命的新的水源。”这个水源，正在细微地渗透着当今中国的土地。假若发端的是一场真正能触及时弊的社会改革，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这正是希望之所在。希望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当然，我们不能永远漫游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与现实之间需要有一个结合点，需要有一批乐于去寻找这个结合点的人。如果一切不过是说说而已，那人们将会嘲笑地发问：希望这孩子，他到底长大了没有？

当然，希望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一代又一代，多少人闻鸡起舞，多少人投笔请缨，多少人揭竿而起，多少人击楫中流……在为各自的时代奠定基石以后，“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民族之魂是永远不会失落的。今天，它已凝聚在我们这一代青年身上，造就了新的一代历史开拓者。

对中华这块土地负有的责任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沉重，然而，我们中一些“天之骄子”却常常为自己的才能所陶醉，自鸣得意地认为，振兴中华靠的不是一代人，而只是如他那样聪明有为的一小批人。可是请问，当你与同辈人结伴而行，在自命不凡的同时，是否会感到不安和内疚呢？记得四年前，我以一个大学生的翩然风度，告别昔日借以谋生的小天地—一个专门加工解放球鞋鞋帮的生产组时，同辈人都来送行，他们全是些五尺多高、三十开外的汉子。我的离去使他们眼睛里流露各种神色：羡慕，惆怅，感慨……然而，他们一律对我直呼大学生的雅号，并且一致推举我做“中国的栋梁”。说完这些话，他们就转身回到15平方米的小屋，继续做那平凡而又平凡的工作—缝制鞋帮。一时间，我惶惑起来，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伟大还是渺小。我开始理解鲁迅先生的比喻，他把几万万并没有失掉自信力，默默为社会工作的人民称作“中国的脊梁”。是呵，栋梁固然是令人尊敬的，可中国要是塌了脊梁，连站立起来都不可能，是决无希望去造就栋梁的。几十万大学生是由十万万中国人民养育的。只有当我们脚踏着祖国的土地，勇于承担起对人民的义务和职责时，才会真正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继往开来，这就是历史，这就是青年人的使命。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短暂到了极其微小的程度。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一个民族历史的每一阶段的起点和终点连接起来而已。即使如此，奋斗总会给人幸福。当我们把生命的火炬交付后人，他们将会这样评价我们：

他们总是步履匆匆，可他们决非历史的过客。他们是高尚的，因为他们把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