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万和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明治维新的专题研究文集。如果我们把此书的十五篇论文的题目与文革前十年间的论文题目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过去的论文绝大多数是讨论明治维新的性质，这十五篇论文则不仅论述性质、原因、阶级基础，而且扩及殖产兴业政策，原始积累特点等，以及重要人物及其活动的评论，并且回顾了中国晚清各种明治维新观和近代日本的史学史。这反映了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题目的加细加深。

在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这个基本问题上，历来有“革命说”、“改革说”、“绝对王权说”等各种说法。“革命说”所遇到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明治维新是不是一次“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是，在理论上又应如何解释？”吴廷与武安隆的论文正是从史实上和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作者指出：十九世纪中叶，象日本这样的后进国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完全是内部因素的自然发展，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强制。后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一定就有现存的“资产者”，毋宁说，“资产者”是此后“变成”的。文章还认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因此，没有必要给明治维新加上“不彻底”或“未完成”等定语。刘天纯的文章，则强调日本社会的内因。在论及“西学”的影响时，作者说：西学并非独传日本，而是先传至中国，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产生象日本那样的后果呢？所以，还必须从日本内部探求其成功的真正因素。

马克思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是通过暴力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并把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集中到资产阶级手里，转化为资本。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人们所关心的更在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通过哪些特殊手段完成了这一过程。马家骏的文章全面论述了殖产兴业政策、机构及引进先进技术的措施，而且着重分析殖产兴业的资金及其来源。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八五年，这笔资金总额约计两亿一千万日元，超过常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主要来自国内，怎样在短时期内积累如此大量资金，后果如何？此文从通货膨胀政策、国债、地税等三个主要方面提供了数据，并兼及明治初年即开始的对中国的军事勒索(那时数量还不大)和对朝鲜的掠夺。汤重南的文章指出了三点：一、初期明治政权既非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西欧封建末期那种绝对王权，而是属于资产阶级专政范畴的过渡性政权，它正是在推进原始积累过程中，在进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中，逐渐转化为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二、国家权力这一有组织的暴力的作用特别突出，推进原始积累的主体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明治政权既是推进原始积累的主体，又是产业革命的主持者，甚至可以说，明治政权建立初期还没有完全适应它的经济结构作为其基础，而是通过国家政权制造工厂主，使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产生和发展起来。三、由于上述两个特点，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更加残酷，广大农村长期处于“国内殖民地”的地位，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统治阶级特别富于侵略性和掠夺性。

吴杰的文章发挥了兼通中日两国近代经济史的优势，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机器工业与中国洋务运动时期机器工业作了比较。文章指出：幕末日本近代军事造船工业，只移植了部分技术，原动机、传动机、工作机还不全备，严格地说，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机器工业阶段。棉纺织业和丝织业还是小手工业(一八六九年才建立一个三千锭机械纺纱厂)。与中国洋务运动初期(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七)相比，幕末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水平并不如当时的中国，只不过在棉纺机器工业方面稍许先走一步。但是，明治政权建立后，把军事工业加以调整、整顿，水平迅速提高。继而，官营工业大批廉价出售，民间纺织工业发展，迅速超过中国。这种对比，显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有一个时期，史学界对于评价人物，尤其是对于反动的、以及具有矛盾性格、两面性格的历史人物，往往裹足不前。研究历史人物，不能满足于定性，而且要科学地分析说明。李玉等同志的五篇文章，对伊藤博文、吉田松朋、福泽谕吉、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人，不作简单化的评论，而是把这些人的全部政治生涯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而且单单是这些研究题目就表明，我国史学界已不再对那些“难评”的人物裹足不前。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1.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