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　泯

一本于四十年代写成，在国外有着十几种译本的中国小说，到如今始以中文本形式出版，这是很少见的事。是出于作者的自谦罢，还是格于那些年来时机的不合，怕成为一种什么“批判”的目标，以致一直湮没无闻。但不管怎样，现在终于给印了出来，总算是一件幸事。至于对叶君健同志的小说创作，我们并不陌生。他的作品，总有一种散文体的艺术笔调，如静静的流水，飘逸的行云，你要细细吟诵，方始能得以动情，同作者所描绘的情状一同去呼吸。倘只是一目十行的跳过去，一味看故事情节，是见不到它的好处的。这一本《山村》，似乎更其是如此。

这作品在欧洲那几年中所以引起注意，与欧洲人借此了解中国有关。小说写出了二十年代中国的一点国情，一点来自农村生活中的人物和故事。这小说的笔，从平静如镜的生活里出现着微波、动荡以至剧变，到整个农村和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那是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农民运动崛起时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极小的缩影，它只从一个小村的变动中去窥视一个时代，从一粒沙子中去窥视一个世界。

欧洲人曾为这本小说引起的激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四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抗日前哨，一个战斗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上。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民又怎样？欧洲人的感性认识并不充实，他们大抵只是从历史资料和某些传闻中了解中国，缠足，长辫，瓜皮帽，“非礼勿视”的封建传统，逆来顺受的东亚病夫症等等不大容易从他们的印象中排除掉。可是，他们又不大容易看见的蕴藏在中国人民血肉中的那种追求生活、向往自由和勇敢进取的精神，是一直在燃烧着的。《山村》这部小说，仿佛是为纠正欧洲人的某些偏见和疏导欧洲人的某些视听而产生的，真的，它使欧洲人重视起来，它的笔触是平静的，但是却如一团火，它照出了二十年代中国农村最生动的情景，表现了二十年代中国人民的令人振奋的气概。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和城市曾经燃起过那一团团熊熊之火，烧断过旧社会的锁链，那末三十年代燃起的抗日的烽火，更焕发起这个伟大民族的不可侮的精神。欧洲人从小说里看到了以前所看不到的新奇的事物，他们感到惊讶，肃然。欧洲人喜欢这本小说，由此更了解了中国。

不消说，打动人心的终于是小说的艺术力量。小说中第一人称中“我”的母亲，善良而通达人情，她的勤劳和宽容，同她信奉神明照应的善良愿望联结在一起。潘大叔的淳朴忠厚，说书人老刘的聪智过人，佩甫大伯虽迂腐而又可亲，阿兰的懦怯——然而他们都是一群善良者，就连毛毛这个农民，迫于生活去当保安队，而他的心地依然不失为是个善良者。至于菊婶的被遗弃，阿兰在婚姻上的悲剧，那是时代在急剧变动中看来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思想和道德的冲突，是难以在某些幸福和爱情中得到弥合的。然而，这些都是极为生动的、表明着那个有着清晰的时代印记的活生生的世情。

文学创作中的人物，首先来自生活，这是无须多说的，但是作品到了作家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作品完全是按照生活的原型来表现的。作家忠实于生活的本来样子，并非就是丝毫不差的照生活的原样子写。也许有这样的作品，但是很难设想它会是成功的。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生活的流程中，不论是见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倘照样写出来，很难设想这会是一个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写“这一个”也好，“杂取种种人”也好，都不免也必须揉和着作家的主观因素，也就是给人物和故事增添一点什么或者去掉一点什么。从艺术的功力说，恐怕增添一点什么比之去掉一点什么更为重要些。一个作家倘若只是善于如何的在剔除上下功夫，他将会写不下去，因为不能在稀薄的基础上写出丰满的东西来。恰恰是在于要善于增添，只有增添才足以使人物新鲜而活动起来。这种增添，虽出自作家的主观因素，但是这主观因素所生发而起的艺术力，却一点也不能违反生活的真实。这种主观因素，那怕内中有着作者不少的想象，或者寓有着作者观察生活中所要表达的某种思想内容和哲理内容，自然也包括作者所要寻求的精神世界，这些都应该看作是创作的足以构成为上品的某些前提。反之，作家的主观因素中所增添的色彩远离了真实，矫揉造作，空穴来风，那自然将是失败的。

《山村》中的人物与故事，可以看得出，作者的取材都是极平凡的，但是作者在描绘它们时，却在寻求着某种合乎作者所激赏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作者所开掘的，既是现实的，又增添着作者所激赏的主观想望。我不敢说作者在写小说前就预设着某种追求力，但是小说所表现的人物，不可能是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他们的精神气质里，真的漫着作者所集注着的想象的彩霞。不妨可以把潘大叔看作是作者在全书中苦心经营的一个人物。他有多重性的性格，快乐的和忧伤的，正直的和机智的。他是一个旧中国常见到的农民，但是作者在把他写成一个旧中国农民中最正直可敬和不易企及的哲理性的形象。潘大叔的一生充满着凄苦，他从北方的兵乱中随着流民南逃，定居在“我”家，从此就默默的过了他的一生。他除了象牛一般勤劳以外，以助人为乐，家有危难时挺身而出，除此之外，对生活已别无他求。他的一生就如一池死水，没有自己的欢乐，没有可以倾谈的知心者。他仿佛只是停滞于一种生物的本能上，只是图求生存温饱而已。他的人生想望，已经为贫穷、孤苦无援所堵塞，所压抑，他不可能有什么追求，他也不可能向他人寄以他的爱，这是一种被生活的悲苦所压抑得不能动弹的人性表现。契诃夫的小说《苦恼》中写那个马车夫的丧子之痛，到谁也不理会他的那种痛楚的情感时，他只好向那匹马去诉说衷情了。不幸这类似的情状也在《山村》里出现，潘大叔最后的精神支撑力也终于是寄托于那条耕牛了，先是那条老牛，以后是那条牛犊。他对牛的爱表现了他对人生的一点最稀薄的爱。到他要思念故土而离去时，同行的也是那条牛犊。作者的情节设置，是颇费一番心思的。那悲苦情状的描写，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鞭笞，严酷的鞭答。作者把潘大叔的形象构成了一个极境，那就是二十年代一个正直农民的孤凄的人生，绝望的人生，与牛为伍的人生，别人有过欢乐，而自己却从未有过欢乐的人生。可以看出，小说中的潘大叔的塑造，有着作者生活阅历的积累，但是更有着作者自己的观察力、思索力和想象力；有着作者同情的眼泪，也更充塞着作者用眼泪凝成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严酷的揭示。作者所要完成的这个极境，也正是作者所要倾吐出来的感情。

似乎还可以看到作者对另一些人物命运的关注。照我看，在小说中作者是蓄意要为那个菊婶缭绕一层梦幻色彩的烟霞，借此而表现作者所要寻求的想象。文学作品中经常映现的美丽和洁净的妇女形象，在《山村》的一片破碎的生活背景中得到了再现。菊婶是个烈性女子，但又如诗一般的纯净。在苦难的生活中，她年复一年的等待外出未归的丈夫，她的贞洁，她的无瑕的情意，象一泓清溪，一团淡云似的流散在小说里面。似乎可以看到，作者已经为此种情意所感染，而力图要开辟一个高洁的精神世界。因此，作者不止是对她同情而已，在这个形象中，抒发着一种使人崇敬、一种激赏和一种使人感喟的艺术色彩。她的被明敦遗弃，看来作者已神驰于她的忠贞和洁净的品格，于是设置下悲苦的情节，随着她的绝望的脚步，眼睁睁的看着她走向一个空灵世界去了。时代的剧变，换来了菊婶的悲剧，看来同情也无济于事，作者所触及的无法解脱的矛盾，仿佛令人由此省悟到人生悲剧的演出犹未有尽期。不过菊婶是无辜的，而她的无辜，恐怕已不将为人们所记起，现实生活已经把她吞噬尽净，也只有作家用梦幻之笔去描绘她的美丽的灵魂了。

不论是潘大叔或者菊婶，其原型虽然取自生活的河床，但是倘不经过作家的探索和想象，人物是不可能写得如此深厚的。我之所以有感这一点，也是由当前某些创作的印象而引起的。我以为，当前创作中有些作品(不是所有的)中的人物，写得还是太直，太确定，它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但那种太直太确定的状态，却不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回味、追思和遐想。文学之能够动人，最奇妙的是那种给人“余音，不绝如缕”的艺术感受。现实生活中的生动状态，同作家的主观创造力的有机的溶合，可以产生出奇妙的诗。《山村》对此虽不能说做得很完美了，但是要看到这写于四十年代的作品，它所达到的那种成就是不能无视的，它至今仍可以给人们种种有益的艺术启示。

(《山村》，叶君健著，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版，0.8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