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箭

中国书店是经营古旧书刊的专业书店。

有人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形容我国古旧书刊的丰富，也有人称我们这个很早就掌握了造纸、印刷术的国家为“古籍之乡”。这都对，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各国有识之士谁不赞叹？

岁月流逝，兵燹水火，天灾人祸，统治者的查禁、焚毁，致使相当数量的古籍损佚，为多少文人学士痛惜。南朝梁刘孝标(四六二——五二一)注《世说新语》所引证的四百多种书，迄今已佚十之八九；宋编《太平御览》所依一千六百九十种书籍，内有汉人传记一百余种、旧地志二百余种，现均不传。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写道：“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寸二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字里行间，揭露了野蛮摧残文化的情景。

文化又怎么能消灭得了呢！据有关专家估计，现存的古籍仍有八万余种，“开篇玩古，则千载共朝；削简传今，则万里对面”，这是无价财富。抢救、保护、整理、利用这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无庸赘言。中国书店正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文化机构。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抢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采取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禁止用旧版书做纸浆原料等一系列措施，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了地方国营的北京中国书店，专营古旧书刊收售业务。从此，古旧书业恢复了生机。中国书店建店三十年里，作了大量的，又不大为人所知的工作，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使“故纸堆”焕发了青春。

古旧书业也是一种图书贸易，首要的也有一个货源问题。同新华书店不同，中国书店的货源主要靠自己去发掘、组织。因此，他们的专业用语是“收购”、“抢救”、“挖掘”，而不是订货、添货。“收购”是古书业务的起点和基础。为了做好收购工作，除沿用古旧书业的老办法，走街串巷，“访书”洽购以外，还调集有收售经验的人员组成专业收购队伍，深入到各省市城镇、农村收购。要求收售人员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

首先是比较了解书，有一定的版本知识，能大体判定书刊用途，比较熟悉各种书刊的出版情况，包括流传多少，前后版次，丛书本与单刊本、原刻与翻刻的差别等；其次是了解读者需要，熟悉销售情况；三是熟悉货源，大体了解各地区藏书的情况与特点；四是熟悉收售价格等。这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积累，对搞好收购非常重要。俗话说得好：货与识家。不掌握有关古旧书籍的基本知识，不熟悉情况，是很难上门收购的，所以店里也开办了业务学习班。

除了上门收购，还有一些方法，如：在北京设有六个固定收购处，门市坐收；废品回收站从废旧书刊里初选后，书店再去筛选；定时定点到一些单位、职工住宅区设摊流动收购；深入民间，挖掘流散的古旧书刊；委托各地古旧书店、门市部代收，或联合收购；重点品种，公开收购；组织存书交流与单位图书馆交换等。

“文化大革命”以前，书店曾收到不少好书刊：一九五八年在北京收到一部宋版《楚辞》，历八百余年，书品极好，完整无缺；一九六二年收到珍本磁版古书《周易说略》，泥活字版古书《翟氏宗谱》和《泥版试印初编》，都是研究我国出版史的重要资料。

十年内乱，祸从天降。一夜之间，知识成了罪恶，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了“黑货”。除了有限的几本，其余烧、撕、卖(贱卖、作为废纸卖)就是书的命运，幸存者也多视如废物。古旧书业分担了民族的灾难，中国书店被诬为“黑店”，各处门市部被迫关闭，收售业务全部停顿。在困难的情势下，书店还是抢救了大量贵重的古旧书刊和文物资料，并逐步恢复了收售业务。一九七四年秋，两位书店职工在一处居民院见到大堆书放在过道里，上面压了几块破板子，积满灰尘。经过两天多的分类整理，发现多是德文书刊残卷。问书主是否还有，回答说有，但只能分开收购。原来，这些书刊因收藏者去世分属三家。他们耐心地按址跑了三次，终于全部收到。经过整理，多数配成全套。其中有一八八三年创刊至一九二二年停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德文版《新时代》。此书是考茨基主编，斯图加特出版，原精装合订本，分装三十五册。恩格斯《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就刊在一八八六年的第四、第五期上；还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德文版《斗争》，一九○七年创刊至一九二一年停刊，原精装合订本；第二国际的机关刊物德文版《共产国际年刊》，一九一九年创刊至一九三四年停刊，共十五册，莫斯科出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主编的德文版《红旗报》、《共产主义丛书》及德文版《拉萨尔全集》、《弗洛伊德全集》等珍贵文献资料。一九七六年也有相似的一例。收购人员在北京长椿街一户居民家收书，女主人从床下搬出一捆外文书，有法文对开本《家具装饰图稿》三巨册，巴黎出版；还有英文版多卷本《一千○一夜》，可惜不全。女主人说藏书分给了三个孩子，她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份。收购人员按照线索，分别到另两家做工作，先后十多次，费时一年多，终于配齐。这是英国人伯顿于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八年私人印刷的限印本，共一千部，此部为六百四十六号，内附精美插图百余幅，精装十七巨册，一到十卷是《一千○一夜》，十一到十七卷是《增补夜》。这些书刊已提供有关部门使用。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的四年，又有不少新收获，收购到中外古旧书刊六百多万册，有不少珍本、善本和重要文献资料：在山东文登县一家老乡装废纸的麻袋中，救出了整套明版《汉魏丛书》；在天津市一次就收到了《玉台新咏》等二十多种明版珍善本古籍；最近收到一套法文版《亚洲古代艺术文献丛编》，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年陆续出版，计十五册，内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古代艺术杰作，有建筑、雕刻、绘画、古铜器、碑刻、壁画等；由于印数不多，现已绝版。

现存的古旧书刊，历经世事变迁、坎坷岁月，幸存的残缺较多。书店设有装订修补组、复制出版部，专事装修、复制、补残配缺。曾在一年内配齐残缺书二千四百多部，刊一千二百余部，旧拓帖近千部件，抄补齐了《楚辞》、《大明一统名胜志》等。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底，共复印出版了五十一种，八十三万三千册古书刊，其中有一部分是用原刻木板刷印的。

木板刷印线装书，是我国在公元八世纪就盛行的印刷方法。工人手执棕刷，在反刻着文字的木板上刷上墨汁，然后铺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刷一遍，揭开来就是一页。书店沿用传统的技艺，印刷品古香古色，别具一番情趣。书店先后同中华书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协作，抢救、清理了古书木刻板四十多万片，其中较完整的一百多种、六万多片，已经或即将刷印成书。他们还同别单位合作，建成了有年产近一千万页(毛边纸六开筒子页)古书线装生产能力的两个木板刷印装订厂，两个书套厂。

古旧书业为社会的服务，主要是通过门市部的推荐、销售。北京中国书店有十九个内外门市部，另外还有为教学、科研、机关、学者、专家等提供资料的特别服务项目。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地的名人字画、碑帖拓片、画片册页、金石篆刻、文房用品、美术工艺品也在书店特约代销。前两年的三次图书展销，也包括在他们的业务活动之内。

三十年来，中国书店在原来奄奄一息的原古旧书业基础上发展到今日的规模，道路是不平坦的。全店已有四百余名职工，仅库房就比建店时全市旧书业业务用房总数还多，而且仍在扩建新库。改建中的琉璃厂三个门市部已初具规模，仍保留了雕梁画栋、雍容典雅的民族建筑的形式。

北京城里许多爱书人都把到琉璃厂逛中国书店作为一种赏心乐事，邓拓同志生前就是中国书店的常客。邓拓同志很懂得书店工作人员的辛苦，在“谢中国书店同志”的一首诗中写道：“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邺侯即李泌，家多书)，宁辞辛苦多。”中国书店的同志们为挖掘和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不辞辛苦，成绩斐然。希望他们精益求精，在为一般读者服务方面继续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