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安

《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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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西德的经济复兴

读《第四帝国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整个德国到处断壁残垣，一片废墟。在政治、军事上，它是战败国，受到美英法苏的占领和控制；经济上，它被认为处于德国自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以来的最低点。然而，在战后不长的时期内，西德国民经济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以创造“经济奇迹”闻名于世；在外交上，它于一九五五年获得国家主权以后，国际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如今，西德已取代英国、法国牢固地占据了西欧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对世界局势，特别是对东西方关系正在发挥愈益重要的影响。所有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战后西德迅速崛起的原因何在？这是人们经常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哈特里奇(EdwinHartrich)著的《第四帝国的崛起》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哈特里奇曾长期担任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德国记者，并一度被一些西德大垄断企业公司聘为外交和宣传顾问，因此如他自己所说，他不仅目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战后西德的复兴。在写作《崛起》一书过程中，他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并结合了自己的亲身感受，使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西德战后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崛起》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盟国占领”，主要讨论美英法三国在它们各自的德国占领区推行的整肃政策；第二部分“最富有的第四帝国”评述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推行的各项政策，作者列举的一些材料和观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九四五年德国遭到毁灭性失败后，维持人民的生存成了统治当局头等重要任务。当时的德国经济瘫痪(一九四六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产量的三分之一)，人民饥寒交迫，对生活安定和自身安全的渴望超过了其它一切。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联邦议院第一次大选前，以阿登纳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舒马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就应在西德推行什么政策问题上发生了尖锐争执。舒马赫主张实行计划经济，重工业国有化，抛弃马歇尔计划，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设立有实权的总统职位，两者都应拥有金融财政大权；在对外政策上，他更多地带有民族主义思想色彩，要求西德在“冷战”中完全独立于东西方。阿登纳主张建立一个非中央集权的各州联邦，以自由市场经济把各州联系起来，在国际上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结盟。在大选中，阿登纳采取“肚皮政治”策略，着重强调普通德国人日常生活中最迫切的需要。大选结果表明，“德国人投谁的票是由他们的肚子决定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西德人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追求生活中安全感的心理，以及他们对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的淡漠，形成了战后西德的社会思潮，对西德历届政府的内外政策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在德国西方占领区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币制改革，它曾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一度使美苏矛盾激化。应该如何看待这次币制改革，它在战后西德经济复兴中起了什么作用，作者通过当时在德国的实地观察认为，西德的复兴实际上开始于这次币制改革。战后初期，美英法占领区仍然通行战前的帝国马克，当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然而货币流通量却从战争爆发时的一百八十亿帝国马克猛涨到七百亿，银行存款从三百亿帝国马克增加到一千五百亿，国债从一百二十亿帝国马克增加到四千多亿。通货的恶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后果，为了使不值钱的帝国马克早日脱手，人们到处抢购商品，物价猛涨，甚至美国香烟从黑市商品转变成了商业证券，取代了帝国马克成为市场上的价值标准；制造商和店主则囤积大量的食品和消费品。为了恢复货币的信用从而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盟军占领当局决定发行新的西德马克来取代帝国马克，这样的币制改革使许多西德家庭的存款、证券和现金顷刻间几乎化为乌有，但是这项被称为“征服者对被征服的人民采取的一种最严厉的没收行动”，却“挽救了德国”。币制改革使人们通过兑换得到了值钱的、有购买力的货币，尽管货币数量大大减少。于是，“商店里昔日空荡荡的货架，此时突然摆上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商贩大批出售以往囤积的消费品以换取新马克，经济生活日趋活跃。不可否认，在当时生产尚未恢复的特殊条件下，通过币制改革，人为地、暂时地缓和市场上商品严重短缺现象，这对稳定西占区人民的生活，推动经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作者避而不谈这个事实，即美英法单方面决定在它们的占领区发行新币，是使德国分裂固定化的严重步骤，它不仅干扰了苏占区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在整个柏林引起很大的经济混乱。

《崛起》一书以大部分篇幅论述西德经济的发展，将经济政策的成功视为战后西德复兴的关键。被称为西德“经济奇迹”创造者的是阿登纳政府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此人原是一位经济学教授，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及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竞争理论的崇拜者。艾哈德称他的经济计划为“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其指导思想是致力于调动人，尤其是那些陷入贫困深渊的德国人的“两个最基本的本能”：为了生存不惜一切；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因为“个人通过谋求自身的利益，往往比他真心为公更能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语)。艾哈德经济思想是，为了早日恢复经济，必须刺激个人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财产、生活消费品而拚命工作，刺激资本家为赚取更多利润而增加投资。在实行币制改革之后，艾哈德立即废除了配给制和物价控制，这对于黑市贸易在人们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当时来说，无疑冒了很大风险。食品和消费品价格如脱缰野马猛烈上涨，这样似乎不可避免会引起社会混乱，艾哈德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要他恢复对物价作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废除配给制和物价控制正是艾哈德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试验的第一步。他认为，只有人民不受限制地购买所需要的商品，并以自由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和劳务，才能使经济发展获得动力；而那种在人民中平均地分配短缺食品和消费品，保证使每人得到“公平的一份”的配给制无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艾哈德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不顾美英占领当局的强烈反对，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刺激本国制造商同外国开展竞争，促使他们以增强自己经商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以哄抬物价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其次，物价上涨并非由于货币发行过多而贬值，而是因为商品严重供应不足，这就推动了工矿企业为生产更多商品，攫取高额利润而重新开动工业机器，大批雇用熟练工人。艾哈德确信，物价将随着商品的日益丰富而自动下跌。到一九五○年，与币制改革相联系的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已见成效，市场上商品堆积如山，价格开始下跌。币制改革后的第一年，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第二年就超过了一九三八年的最高纪录。

艾哈德的所谓“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或称“社会市场经济”，不过是战后在资本主义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以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有限调节相结合，即在坚持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同时，国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调节，为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其机能创造条件，提供保护，并力求使社会各阶层“公平地”占有经济利益。然而西德经济之所以搞得比其它许多西方国家都成功，原因在于艾哈德在执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时有一些独特的做法，哈特里奇在《崛起》一书中对此作了较详尽的论述。

阿登纳－艾哈德政府坚持执行严格控制通货发行政策，即使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亦在所不顾。西德的这一做法与其它西方国家显著不同。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在经济恢复初期，西德马克并无任何黄金外汇作基础，它是不兑现的纸币。如果马克信用不稳，有可能出现人们大量抛售马克，抢购美元等坚挺货币的风潮。有鉴于此，艾哈德以及财政部长舍费尔、中央银行行长福克齐心协力，宁可让人民享受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通过征收高额税，大量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来保持预算平衡。由于联邦政府开支年年低于国家总收入，到一九五六年，积累起来的预算盈余已达六十多亿马克(约十五亿美元)，同时联邦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大大增加。到五十年代末，马克被宣布为自由兑换货币，同美元一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的硬通货之一。这种不惜代价防止通货膨胀的做法有时一时难以使人接受，但从长远看是明智的。例如，在五十年代初，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全世界对钢的需求激增，向鲁尔各钢铁企业的订货一下增加七倍，这无疑是发展西德钢铁工业的绝好机会。但就在鲁尔各钢铁企业需要大笔资金用于修理设备和扩建厂房之际，福克却不顾政界和企业界猛烈抨击，把由各商业银行掌握的最低现金储备提高百分之五十，再将贴现率从百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六。这种限制信贷的行动一时被认为是严重阻碍了工业复兴。然而在这两年内，正因为严格控制了货币发行量，西德物价大幅度下跌，大大改善了西德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促使了西德出口的持续增长。

艾哈德的税收改革也在西德经济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西德征收的所得税许多年里一直是西方最高的，它实行的累进税率最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对商业单位征收的税率最低为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五。西德政府在当时既要通过税收增加收入，又要以减税刺激资本家扩大投资，艾哈德权衡利弊，采取一项折中方案：在保持高税收的同时，对那些用于政府指定的建设项目投资的存款免于征税。只要工商企业将自己的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再生产，那末这种利润同样不予征税，尤其是对战后西德急待恢复的住房建筑工业和海运造船工业的投资。政府为鼓励出口，对出口贸易利润一律免税，促使出口商以较低价格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西德一些企业家正是利用艾哈德这一免税政策，把生产利润更多地用于投资而不是个人享受，通过这些利润的循环投资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

西德劳资关系的长期相对稳定亦是其经济发展顺利的一个原因。西德工人罢工不论是规模还是次数都远远逊于其它许多西方国家，这与西德战后工会运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作者在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战后西德工会一改其历史传统放弃了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而全力以赴地争取经济权力，于是导致了“共决权”的产生。所谓“共决权”系指工人通过他们的工会代表和厂主以平等身份共同参加企业管理，而不是通过将工厂国有化来接管工厂，工会代表和厂主在董事会中人数相等，另外由一名被各方所接受的局外人任中立的董事长，遇到劳资双方相持不下时由他定夺。应该指出，“共决权”固然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的产物，工人由此而获得一定的管理权，这比受资本家任意宰割当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垄断资本家也可以使“共决权”为自己利益服务，通过收买工会上层分子以增加投资，更好地保障工人就业为借口拒绝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并促使工人更努力地为其卖命。

西德政府在发展经济时，并不急于解决失业问题，这一点也有别于英美战后的做法。由于就业机会减少，工人之间开展激烈竞争。就业者必须努力设法提高自己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效率，生产出更多产品才能免于被解雇。此外，资本家利用熟练工人的过剩压低工人工资。作者统计，在币制改革后不到两年内，西德失业率由百分之三点二上升到百分之十二点二，但工业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由于企业利润剧增，而这些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又被用来扩大再生产，因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崛起》一书作者认为，在阿登纳－艾哈德政府内部长期存在一种行之有效的“双层领导制”。阿登纳作为总理统管政治与外交事务，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经济问题则不加干涉地让艾哈德、舍费尔、福克等经济专家去作出决断，而自己从“经济奇迹”中捞取“政治红利”。艾哈德在国家经济管理方面拥有的自主权使他能够放手推行自己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并保持这一政策的连续性。西德经济实力的增强，使西德有能力执行一项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保障计划，政府福利开支一九七八年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这种耗资巨大的社会福利制度为西德社会的长期稳定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而政局稳定是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西德在对第三世界提供发展援助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做法。哈特里奇认为，由于西德一直不把任何特定的政治目的与外援计划联系在一起，它竭力避免卷入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任何政治对立。西德奉行的发展援助政策，以“外援必须有助于外贸”为前提，即：第一，外援必须有利于西德的商品和劳务出口，并有助于西德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必需的能源和原料；第二，提供援外贷款要同任何投资一样，必须考虑它是否有利可图。由此可见，西德政府提供发展援助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利己主义。然而由于它的援助表面上带有较少的政治色彩，而且西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能够迅速准时地提供其它许多西方国家所无法提供的多种机械工业和重型设备以及先进的工业技术，实际上使西德不断扩大它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影响。

西德从战后初期一个穷困的战败国以惊人速度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看到，德国战败后仍有相当大的工业潜力，如书中所提及的西德拥有欧洲最大的熟练产业工人大军。此外，由于美国在战时有意识地使德国西部工业少受损失，战争使该地区工业生产能力最多仅减少百分之十。战后美国蓄意扶植西德垄断资本，对作为赔偿的西德企业的拆除数目一再缩减，因拆除而造成的工业生产能力的下降也不超过百分之八，加上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德大量援助，西德经济复兴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除了这些以及其他种种因素之外，战后西德政界领袖汲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终于认识到：“德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并保持这种地位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发展经济，而不是通过采取军事和政治措施”，也是一个原因。战后西德遵循以经济力量求政治影响的发展道路已被历史证明要比其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胜一筹。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作家，哈特里奇关于战后西德复兴的观点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如他过分夸大阿登纳、艾哈德等人的个人作用，他对“社会市场经济”推崇备至，而无法从理论上阐明这种经济体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当然也不可能认识到西德经济发展是以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的相对加深为代价的。无论如何，在论述西德发展的众多著作中，《崛起》不失为一本资料丰富，有某些独到见解的书。作者抓住西德历届政府推行的政策中的种种特点，列举典型的人物事例，简明而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战后西德复兴的图景，他所总结的西德崛起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四帝国的崛起》，〔美〕哈特里奇著，范益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