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拔

读《护花小集》

鲁迅说过，文章不可不做，亦不可太做。精雕细镂，刻意求工固然不坏，但往往留下斧凿痕迹，甚至为文而造情，为“做”而矫情，实在反不如那种看似信笔写来，如话家常，却是丽质天成、入情入理的“不太做”的文章。我发现，老一辈学者而兼写作的，居多文章“不太做”，他们虽然不一定以散文家称世，却能写出好的散文。他们阅世深，学识广，文化素养高，笔下挥洒自如，圆熟练达，不论叙事、写人、抒怀、说理，都不拘一格，不落俗套，绝少八股腔。这种文章功力，后学小子不容易学到手而又应该很好地学。我因此喜爱读他们的文章。

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写得一手好文章，高山流水，豁达大度，知道他的人无不称赞。可惜他于五七年“成了一朵坠溷的残红”，“失去了在树上放花的资格”，一支生花的笔搁置了二十余年。四凶扫除以来，将及古稀的郑老焕发了“击鼓催花”的激情，业余，应各报刊的约稿，写了不少文章。最近，搜集“稍有文学趣味的”篇章，编成一集，取“飞红坠地护春花”之意，命名为《护花小集》。我幸得先睹为快，在仿佛听郑老娓娓倾谈，悦耳赏心的同时，对于文章与人品、学问的关系很受启迪。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午，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中美女子排球比赛。一些年逾六十的老者，既非球迷，平时也并不爱热闹，但这时却和青年人一样，为中国队赢球而欢呼鼓掌，得意忘形，为中国队失球而顿足扼腕，焦急万分。这情景，使郑先生冒生出这样的问题：“一个老年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该不该这样不加克制地表示自己的感情，该不该象阿拉伯长老似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宽袍大袖、道貌岸然、喜怒不形于色的肃穆气度？”郑老自己的回答是，倘是个人得失或者无关紧要的小事，当然要克制，避免当众失态；然而事情如若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起落问题，那么饱经民族沧桑的老年人是最能体会群众心理的，他要情不自禁地和群众一起表现内心的强烈反应，这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郑先生还进而认为，老年人一般总不会有越轨的行动，“怕的倒是矜持太甚或者淡漠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如所谓‘妾心如古井，波澜誓不起，这才是无药可医的‘心死现象。”他主张老年人不妨在关键时刻露出一点“狂”态，赞赏王静庵早年写的诗句：“一事能狂便少年”。郑先生这个主张本身就有点“狂”。他说，事事“狂”也不好，只求“一事”能“狂”。什么事？就是关系到民族自信心、国家前途、人民命运之类的大事。所谓“便少年”，意思是老年人“狂”了，就“可使自己的枯槁之心添一丝春意”。这“一丝春意”，既非傍花随柳，“偷闲学少年”，也不是左牵黄，右擎苍，“聊发少年狂”，按郑先生的本意，是解放思想，防止僵化，警惕“心死”现象，以免“变成青年人前进的绊脚石，就象著名的九斤老太那样”。“而更重要的是会更好地理解青年人的思想感情，对他们循循善诱，而不是事事掣肘”。我以为，郑老观中美球赛有感而写的这篇《一事能狂便少年》，道出了整本《护花小集》的文心。

综观《护花小集》二十一篇文章，可分四类：一是杂感，如《说风度》从民族古老文明说到风度美决定于心灵美，《阴影》从生活中和文学描写中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的辩证关系说到提倡美育是当务之急，《为苍蝇画像》对比约翰·拉斯金与韩愈刻画苍蝇的不同文学风格，《因“乌台诗案”而想起的》呼吁把文字狱之类的封建渣滓扫除干净；二是忆旧和游记，其中《黄山的启示》、《京华三日记》、《重过清华园》、《渤海湾看日出》记近年游踪，即景抒情，缘情究理，都洋溢着劫后新生的喜悦，跃动着老年人心中的“一丝春意”。《汀州杂忆》、《春节杂忆》叙往事真切生动，对比新旧社会寄寓深沉的历史感慨，可以反复玩味；三是追记故人，不论记林纾，记萨本栋先生，记中学读书时的语文教师陈易园，在评述中介绍旧时代几位前辈学人的人格、风范，都为了激励后学，发出“八闽文献久消沉，敢有豪情继严林(严复、林纾)”的呼吁；四是讨论文艺问题，《读<阿金>》、《形象思维十例》、《爱情与文学》等篇就内容说本是学术论文，却不摆理论架子，不做抽象演绎，征引广博，文采丰瞻，深入浅出，情理并茂，可算说理文中难得的佳作。郑先生目光四射，感触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为了要唤起千红并发、百鸟齐鸣的繁荣景象。这种执着不放的劲头，乐此不疲的热情，正是弥可珍贵的“狂”的表现。

繁荣文艺，必须解放思想。这是为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一段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但作为一种思想习惯势力，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学风，还严重地束缚着不少人的头脑，成为我们前进的负担。郑先生在《读<阿金>》中这样说到鲁迅：“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象某些人那样专在文字上下工夫，寻章摘句，作茧自缚，而是能摆脱一切条条框框，直探核心，取其精髓。他十分尊重事实，不象某些‘理论家那样，为了支撑‘理论尊严，不惜削足适履，故意歪曲事实，或者支支吾吾，用诡辩代替真理。”鲁迅在《阿金》里说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姐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郑先生赞扬“这个‘疑惑来得好”，并希望“一切坚持真理的人都应该象鲁迅那样，在事实面前低下头来，虚心改正，而不要学顽固派的样子，抱住僵化的东西不放，硬要以歪曲事实和抹杀真理为自己服务。”我赞赏郑先生这种坚持真理、嫉恶如仇的“狂”劲。

一九七八年，因为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关于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的原则得到公认，一时间文艺界学术界人士纷纷著文探讨形象思维问题。郑先生的《形象思维十例》与众不同，独辟蹊径，不做理论论证，只举十例来剖析。这十例是：一、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太婆”，二、孔尚任的“哀江南”，三、屈原的《招魂》，四、曹植的《洛神赋》，五、汤显祖的“惊梦”，六、刘鹗的“王小玉唱大鼓”，七、杜甫的《佳人》，八、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战狮子”，九、曹雪芹的“惑奸谗抄拣大观园”中的王凤姐，十、庄周的“庖丁解牛”。只要看这十个题目，我们就可以想见郑老的思想活泼，眼界宽广，体察精细，论述生动了。《爱情与文学》也写于一九七八年，当时，文学创作刚刚突破爱情禁区，郑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积极支持突破禁区、并从文学史角度探讨爱情描写问题的最早的一篇专文。郑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欧古典文学研究有素，他列举了《孔雀东南飞》、《柔密欧与幽丽叶》、《红楼梦》、《名利场》、《双城记》、《漫朗·摄实戈》、《十日谈》、《三言二拍》等作品，说明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和志趣、尊重和爱慕的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真挚、深刻、纯洁的感情”，它同描写肉体之爱的情欲、刻划单方面的盲目苦恋的痴情和人间最秽亵的情感——色情是有区别的。郑先生认为，描写色情是“把人类降低到猴子的地位”，应该坚决排斥；痴情固然本身是可笑的，但描写痴情的作品往往寄寓着作者的一点训世之心，“这种书有时也能起一点积极的‘净化作用，把潜伏在读者身上不健康的情感轻轻抹去”，因此它还有可取之处，无须全盘否定；描写情欲的，要从作品的基本倾向来看，如《红楼梦》中描写情欲是为了揭露，《十日谈》、《三言二拍》中描写情欲过火，但也是为了完成一种历史使命，这种种可以不必深究，当作缺点看待就行了；“应该谴责的是没落时期剥削阶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文人的小说”，其中有发霉腐臭的东西，不应让其散布毒素。郑先生还进一步对爱情和爱情文学在社会历史上的发展做了简略的考察，指明古代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爱情婚姻关系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各有怎样的特点。文章特别推崇但丁的《新生》是一部奇书，称赞陆游的《沈园》第二首是“千古不可无的杰作”，并说“我们在陆游身上又看到了但丁的影子”，这些都表现出郑先生善于提出独到见解的胆识。象这样，从文学的历史现象出发，采取审慎的科学态度，进行深入的具体分析，既不简单粗暴，而又坚持原则，既注意总结普遍经验，又能独立不羁地发表新鲜见解，正是我们所应该提倡的好学风，正是思想解放所应获得的实绩。联系到近年文学创作中爱情描写的种种问题，《爱情与文学》给人裨益的价值，更显得不可忽视。

写出“一事能狂便少年”的王静庵，“年轻时殚心西学，思想解放，故能在学术和创作上放出异彩；但晚年埋首故纸堆，不问世事，变成了十足的经生和学究，终于莫名其妙地充任清王朝的殉葬品。”郑先生说，“哀哉！这却是值得思想僵化的人深刻思考的。”读《护花小集》，能够帮助人们思考，能够帮助人们寻求思想上永葆青春的途径。

一九八三、三、十三

(《护花小集》，郑朝宗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0.4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