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荣

中国的翻译日本书刊，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不但在数量上极少，而且在质上也很成问题，绝大多数是零碎的。到甲午战争打了个大败仗，发见日本这“蕞尔小邦”竟因摄取西洋文明而取得了胜利，才大量地从日本转译书刊，吸取营养，武装自己以改变这国家的落后状态。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多少前辈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译日文书刊的。今天，整整一个世纪了，从效果看，这种翻译日本书刊的工作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可是究竟我们翻译了多少书刊呢？因为一直没有一本比较完整的目录，更谈不上统计。这样，恐怕谁也回答不出一个正确的数字，当然更不必说分门别类了。编一个比较完整的目录，加以统计和分类，不但可以总结过去，看出两国文化交流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对今后工作可以汲取经验和教训，避免重复和浪费，不致盲目从事。但是，要编集一本比较完整的目录，其困难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时间上要延续到一个世纪左右，而这一百年中，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出版工作是极度分散，找不到一个规律的。解放以前根本没有一本总目录可以根据，更没有什么分类的例子能遵循。要做这种没有先例的开创工作，非有极大的毅力和耐心不可，这是件吃力难讨好的扛鼎事业。

最近见到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看到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毕竟有人担当起来了，令人感到兴奋。

这是一本厚达千页以上十六开大本的巨作，正文部分收录了从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七八年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及日本、香港和其他地区出版的中译(严格的说是用汉文译出的)日本书刊的目录，总数达5765项。每本书都分列书名，原书名，原作者，译者，出版处，出版年份及当时定价等各项。后面更有书名、著者、译者三个索引。这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与其说是本综合目录，实际上却是本资料汇编，前亚洲学会会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江生氏的序言中称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书目”(Encyclopedic List)，的确是很恰当的。本书收录的书刊，从时间上说，上及一八八三年，也就是中国开始大量翻译日本书刊，以补充自己不足的时候，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在这以前可能还有，但为数极微，而且在性质上，也和后来的译本多少有些不同。在收录译本出版的地点上，由于本书主编者是在香港，又得到各方面的协助，所以做到了尽可能的包括了中国各地(连台湾省在内)、香港、日本和其他地区的。当然，不会没有遗漏，但相对地说来，比起过去出版过的同类书目来说，要齐全多了。

除了收录众广这优点之外，再从本书所收录书目的分类来看，可以知道在编辑分类时，并不是单从书名上分，而是查阅原书，或者说至少是根据目录说明(或内容提要)而分的，因此做到了比较细致和正确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后面的三个索引，不但把同书异译，甚至译本书名各异的也归纳在一起；而且把同书名而原作者不同的也加注明，使没有见过原书的能不至相混。原作者索引和译者索引，可以使利用的人了解到，哪些人的著作有多少被译了过来；又是哪些译者翻译了多少什么方面的著作。这对从事研究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和目录学的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当然，在这收录近六千种书刊的巨大工作中，不免也有错误存在的，但这毕竟是小疵，不足以掩盖其优点。

正文前面有主编者谭汝谦写的代序，洋洋十五万言，不仅详细叙述了中日两国在翻译工作上互相交流的情况，得到的成绩，而且也用具体的数字列表分述，使能清楚地看到在翻译书刊这方面，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消长，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过去追求现代化的一个侧面。最后，他更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希望。由于谭氏是以海外学者的立场来分析、总结这工作，对于大陆有些情况，可能了解不多，所以在某些问题上往往使人有隔靴抓痒的感觉。不过，这不是他的责任。这篇代序，如再加以补充，那么就是一篇很好的叙述近百年来中日两国在译书方面的文化交流史。

尽管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不少优点，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正是这些缺点低减了这本综合书目的价值，所以也愿率直地一谈，以供主编者参考，能在再版时修正。

最大的缺点，也是无法避免的，就如主编者自己指出的，收录还不全面。据我所见到的(当然只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很惭愧是无法提供实物)，一九一一年以前的中译日本书刊恐怕遗漏不少。例如当时中学校所用的教科书，类多译自日本，而目录中收录不多。二次大战以前，有一些相当有名的译者所译的，如龚德柏译过《三十三年落花梦》；和某些有名作者的作品如藤森成吉的《马关条约》等都没有被收录。书目中也收有学习日语课本，但却找不到在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张我军编的和袁文彰编的书目。此外除在代序中已指出的佛学书以外，医药方面的阙漏也不少，军事方面怕也如此，都希望能加补充。

有些书，特别是成套丛书中在抗战以前出版过，到解放后又有重版的，本书目中有的作了说明，但并不完全。至于有的书以后又在台湾印刷重版的，也应尽可能说明其原委，如商务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此外抗战以前世界书局出版的《皇汉医学丛书》，以后在北京(包括长春)和台湾都有重印，本书目中分列收录，实际上却只是一书在两地重印，似应加说明。也有一些漏列或错列原著者姓名的，这可能是原书的错误，但作为一部完整的书目来说，对于一些明显而又易于解决的，应加纠正。例如570·085李大钊所译《中国之国际法论》原著者作今井加信，明显地是下面570·087一书著者今井嘉辛之误，因两者原本是一书。又如800·049《日语肯綮大全》的原著者只列姓松本而无名，其实这就是上面800·048的翻印本，原著者是松本龟次郎。目录中还有因根据资料有误，而将一书作二书收录的，如570·270(并见730·276)的《狱中外交二十五年》实际就是570·271(并见730·108)的《狱中狱外二十五年》，并没有《狱中外交二十五年》此书。

目录中也发见了些误分的，如860·504吉田洋一著的《零的发现》(岩波新书)是本有关数理的读物，并非文学作品，不应列入“日本文学”项中。有些是中国人编著或选编的，似乎可以不必收入本书目中，也有一些并不是日本人的著作，可是由于有改编或名字象日本人而被误收的，例如980·009武兆堤著，成荫改编的《钢铁战士》。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毕竟是美中不足，如果能在再版时加以纠正，那么这书目就更臻完善了。此外，我国有些译者往往是本名和笔名并用，或用一个以上笔名，而这些笔名往往又是人所熟知的。对这种情况，在译者索引中似应加注明，并在分类中归并到一起。对一些虽只用笔名而确知其本名的，也应分别加以注明。

有一些书刊，是日本人以汉文撰写，并在中国出版或虽在日本出版，而其对象是中国人的，尽管不是中译日本书刊，但似也应收入这书目之中(本书目中已收录一些，但不多)。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44.5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