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余

论说文既不同于以叙述人物和事件为特点的记叙文，也不同于抒发内心感情为主的抒情散文。它是一种以论述主张、阐明道理和说明问题为主的文体。这种发表议论的文体，可分两大类:一种是“一事一议”。这类文章或是就事论理(如小评论、按语)，或是借题发挥(如随笔、杂文)来阐发一点见解，一个道理，也就是所谓“一得之见”。另一种是“专题评论”(如决议、社论、思想评论、文艺评论)。它主要就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作深入的科学的评述。由于样式各异，文章也就表现出不同的论说特点。比如随笔，它往往撷取一二个典型的生活事件、人物轶闻或掌故，从中引申出某个有见地的观点。它说理婉转，谈吐亲切，阐述观点往往是寓深意于简朴之中，寄思想于知识之间，不仅能给人以智慧，也能辅之以知识。前年高考作文题《读“画蛋”有感》，就属于这一类体裁的论说文。专论便不同于前者了。它要纵观全局，顾及全面，需要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论断是非，总结经验，提出主张。

不同体裁的论说文固然有其不同的个性要求，但它们总离不开论点、论据、论证三个要素，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范畴。因此，要写好一篇论说文，便应该在立论、论据、论证上狠下工夫。

立论要新颖、准确。清代评论家李渔说过:“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所谓“主脑”，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可以说，立论是一篇文章的灵魂。论点是否准确、新颖，是直接决定文章成败的关键。写论说文需要仔细推敲、斟酌立论，力求提出自己独到的、正确的思想观点，力戒人云亦云和一些陈词滥调。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要痛“打落水狗”的立论，确是标新立异。这个立论抓住了反动派帮凶们的要害，新颖、犀利而不落案臼。如果只是重复运用“两面派”之类的政治术语，当然也未尝不可，但立论缺乏新意，文章的思想锋芒也就显得不锐了。

论据要典型、生动。如果说，立论是文章的灵魂，那末，论据则是血肉和躯体。论据是证实文章论点的依据。依据不足，肢躯不全，文章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在选择具体材料作依据时，需要注重两条，一要典型性，二要生动性。就以古代著名论文《师说》为例。文章要证明“人必有师”，“老师与学生只是相对而言”的论点，就选择了孔子的言行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但是他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孔子尚且好学，那一般人更应如此了。这个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其次，作者应用论据，力戒空洞、抽象的概念，他选取了孔子向郯子请教官职的名称，向苌弘求学古乐知识，向师襄学习弹琴技巧，向老聃学习周礼，最终超过这四个著名学者的生动事例，来证明要虚心好学的道理。材料虽寥寥无几，但生动、形象，简洁明了，与深刻精辟的立论互相辉映，增加了论说文的感染力量。不少初学写作者缺乏这种选材的鉴别能力和概括能力。有的选材不经推敲，“拉在篮里便是菜”，搞凑合；有的干巴巴地罗列一大堆统计数字，致使论据流于抽象。

论据要充分、严密。写论说文不是搭积木，它有个分析、综合论据、证明论点的论证过程。一般来说，论证方法通常有两种，一是正论，以正面论述为主；一是驳论，以批驳为主。不论其方法如何，它们均要求我们对每个论据的分析、综合及其安排，都要经过周密细致的推敲，有层次地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例如，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就是采取正论的方法。作者仔细研究了每个事例中的本质特点，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了希特勒、俄国沙皇、中国皇帝、日本天皇都是纸老虎的实质，从而“由特殊到一般”，归纳、推论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这一普遍真理。在具体论证中，文章既不是面面俱到，也不是均施笔墨，而是详略有致，分析精辟，深刻地揭示出各个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论点和论据的统一。由此，文章说理透彻，富有战斗力。现在，有些初学写作者作论证，往往是论点加例子，行文枯燥，格式呆板。有的分析论据、证明论点时抓不住要点，不是复述事件的过程，就是东一句西一言，论证不集中。即使有了新颖、准确的论点，生动典型的材料，也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写好论说文，还要讲点辩证法。在初学写作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如，立论贪大求全，面面俱到，有的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好，样样好，满纸赞语；说坏，处处坏，一棍子打死。这样的论说文是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的。毛泽东同志在评价鲁迅时说过:“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可见，努力掌握唯物辩证法，也是写好论说文不可忽视的关键。

(摘自1981年3月3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