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欣芳

《战争和战略问题》是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中国革命所经历过的历次转折，指明了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必须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要思想。这篇文章既是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军事著作，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运用哲学原理来分析制定革命战略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认识三中全会以来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正确性，都有现实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概述了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两个过程的四个战略时期之后指出，这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转移——“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接着，文章具体剖析了这些战略转变的复杂情况，强调指出，我们党只有实现并完成这些转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即才能同客观形势相符合。

客观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党人只有随时从实际出发，适应新的形势，才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凡清醒认识形势的变化并及时转变了自已的战略任务时，革命战争就节节胜利；凡认不清形势的变化而没有随之转变战略任务时，革命就遭受挫折和损失。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抓住了这个变化，及时进行战略转变，确定了团结国民党抗日的政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时，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也相应地作了转变，由打土豪分田地，改变为减租减息。这个战略转变，保证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当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即将被打垮，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时，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地指出，从1927年开始的用乡村包围城市，工作重点在乡村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解决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由此提出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要求全党同志的思想转向经济建设，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这就保证了我们的国家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重新确定自已的战略任务；这种转变不是自然而然或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的，它是对革命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严峻考验。那么，从思想方法上说，怎样才能正确而及时地实现战略转移呢?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要求人们具有发展地看问题的观点。不少同志会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之类的话，但他们不懂得，这个“实际”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的，是个动态的概念。客观实际的存在是一个过程。在发展的全过程中，由于性质的转变而构成阶段性。如果把“实际”看作僵死的，固定不变的，就不可避免地会违背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这一方面，我们党对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实际的认识，是有严重的教训的。当时，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得到基本解决。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是人民要求迅速发展经济、文化来满足生活的需要。因此，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八大正确把握了这一变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的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没有能够实现。究其缘由，因为我们党长期生活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从建党的那天起，一直搞阶级斗争。我们的党员和党的领导者，熟悉于搞阶级斗争，习惯于搞阶级斗争，而当着阶级斗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主要矛盾，需要着力于经济文化建设时，许多同志的思想认识就没有跟上这今新形势，还停留在已成为过去的旧阶段里。

其次，要求人们具备全面地看问题的能力。整个形势发生了质的转变之后，仍会残留着旧阶段的某些社会观象，这就要求人们弄清楚形势的全貌，而不能把小范围存在的现象夸大为大部甚至全部。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这种现象，在一个刚刚结束了几千年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本不奇怪。但党内的一些同志被这些现象迷惑，夸大起来，以偏概全，影响了自已对整个形势的观察，甚至推翻了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的关于实现战略转移的决议。随后的十多年，更是愈演愈烈，不仅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是“纲”，而且认为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导致了全局性的长期错误。

再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抓住片言只语，生搬硬套。社会主义实践是开天辟地的新业绩，遇到的新矛盾、新课题层出不穷。面对从未见过的新形势，只能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帮助我们思考、分析，从而创造性地制定新的战略任务。但我们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把他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内对社会主义社会某一特征的描述，搬用到我国的现实中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们没有依据新形势来实现战略转移，反而离开客观实际越来越远，从学风上找原因，就是由于陷入了“本本主义”。

党的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是在新时期运用毛泽东思想重新实行战略转移，也是二十多年来几经折腾、惨遭失败所换来的宝贵教训。正如《决议》总结的那样：“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然而，即使在问题已如此明确了的今天，仍有一部分同志不清醒、不理解，怀疑党中央的这个决策“右了”、“倒退了”。他们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观念难舍难分，对聚精会神搞四化三心二意。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指出过的“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不愿实行战略转变的情形，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年党中央“曾经做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我们应该记取全党全国人民以重大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提高认识，坚定地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