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阁

乍寒飘红雨，临霜菊盛开。用这两句诗来形容十年浩劫后的文苑；形容饱经沧桑的文艺队伍；我想也许不算夸张。君不见，四次文代会的胜利召开，就体现了我们的百花又在含苞待放；我们的文学艺术家老而弥坚，新生力量正茁壮成长吗？

但在文代会上，我却又常常默默地寻觅，寻觅，寻觅那些难以忘怀的人！他们在哪里呢？难道他们没来吗？是的，他们永远不会来了，他们在八宝山，在无垠的原野！他们是敬爱的周总理，陈毅同志，郭老，田老，王莹……，他们一个个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献出了卓越的智慧。这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呵，也是十分沉重的损失！想到这些，我就禁不住热泪盈眶，禁不住陷入深沉的怀念中！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按捺不下内心的哀思，不顾带病的心脏，不顾连日的疲劳；拄着手杖踉踉跄跄赶到北京动物园公共汽车站，跳上一辆直驶香山的快班汽车；象往年一样怀着热切的心情，去探望住在香山的老友王莹；不，应当说是去凭吊王莹的墓地！

车抵香山，我习惯地向车站周围扫视，车站依旧，只是看不见迎候我的莹了，我惘然若失地径访谢和赓同志。谢是个长期病号，深居简出，和他的老姐姐相依为命。我走进煤厂街的一家小院，就看见两鬓堆霜的谢正在小院里做体操。我叫了他一声，他立即回头，为我的不期而至喜出望外。我向他说明，是专诚来凭吊莹的坟墓的，下午就要赶回去。他劝阻我不要上山，说路不好走。我不听，我已经准备好了。他只得陪同我前往。

我们穿过石铺的大道，穿过坎坷的小径，丹枫如火如荼，一枝枝挺秀的野菊花散布在路旁的石缝里。行人寥寥，四周寂静，一片清幽萧瑟的景色，宛如倪云林笔下的晚秋图。踏着枯黄的草地，来到了一座不满二十米高的山脚下。我举目仰望，山上尽是浓密的松林，虽无峥嵘之姿，却有葱茏的风貌。谢告诉我：这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生前所置的坟地，所以叫梅山。梅兰芳逝世后葬在山巅。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也葬在这里。王莹也埋骨此地。此地已无异成为艺术家的冢地了。我跟在谢的后面，一边听他讲话，一边相当吃力地向山的斜坡上攀登；不想刚刚爬到山腰，谢就在一小撮乱石前止步了。我来不及站定，差一点被脚下的松针滑跌一跤。

“莹就埋在这里！”谢指着乱石悲痛地说。

我不禁一怔！我用手杖敲着乱石，疑问地看看谢，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这是什么坟茔？连块墓碑也没有！”

谢知道我很难过，他扶着我坐在乱石前面，然后慢慢地向我解释：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四人帮”的折磨下衔冤抱恨而死，死后当天也不通知家属，就匆忙火化了。这个过程究竟掩盖着怎样的鬼蜮伎俩，还有待追查(见北京电影厂“悼词”)。当时谢也被株连入狱，直到第二年出狱才知道王莹已故，他领回了王莹的骨灰。不敢立墓碑，只能草草埋葬，堆砌了几块乱石作记号。“四人帮”粉碎后，今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替她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但还买不到石碑，也没有人会镌刻。听了谢的叙述，目睹这凄凉的景象，我的心碎了，我扑在乱石上痛哭！我不能相信，一个和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奋勇战斗了一生的人，竟会这样委屈地倒下了，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她的一生！“她身后没有子女，死亡诊断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里的号码——6472！”(见“悼词”)王莹同志就这么默默地埋葬在一个罪恶的号码里了！我沉痛地呼叫着她，我渴望她能从乱石中再走出来，还象十八年前那样，挽着我的胳膊，我们肩并肩地在香山上漫步絮语，她和我讲往事，我为她背旧诗。然而这是幻想呵！一切都已经逝去了，无影无踪地逝去了；留下的只有难以泯灭的回忆，回忆……

王莹是中国三十年代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她少年时为了反抗封建家庭，叛逆出走，去争取新女性的自由解放；在亲戚的支持下，由安徽的芜湖辗转逃到上海；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上海艺术大学、中国公学。从一九三○年开始，她就是“复旦剧社”的主要演员。接着她又相继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进步戏剧、电影组织，如“上海剧社”、“辛酉剧社”、“四十年代剧社”，以及明星电影公司、电通电影公司等。她曾主演过不少话剧。影片不多，只有《女性的呐喊》(阳翰笙编剧)、《铁板红泪录》、《同仇》、《自由神》(夏衍编剧)四部。但这四部影片有着新的内容，突破了当时影片只讲生意经，不要思想意义的旧作风，在电影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影响。可是由于她对电影界的腐朽积习和不良倾向不能适应，一九三四年她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散文《冲出黑暗的电影圈》；发表以后，就到日本求学去了。在日本她又受到日本反动势力的干扰，无法安心读书，第二年她又回国重新从事戏剧活动，并一面写作。我就是在这期间认识她的。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王莹在南京演出夏衍编剧的《赛金花》；当时全国人民呼吁抗战，《赛金花》因为反对投降而遭到国民党的压制，反动文化头子张道藩指使特务向舞台砸东西，无理取闹，王莹坚持斗争照旧演出，她的勇敢博得了朋友们的称赞。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的烽火很快就蔓延到中原。爱国的激情也象烽火一样，在王莹身上燃烧起来。她参加了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二队，从上海战斗到河南，到武汉。在武汉时她到处宣传抗战，还和我一块去向斯大林派来支援我国抗战的苏联空军进行慰劳，记得她还为他们唱了歌。此后她又随同演剧队徒步到战区巡回演出，走遍深山丛林，不辞艰辛危险，为的鼓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同时她还写了些剧本，《台儿庄之战》就是她和夏衍同志合作的。一九三九年，为适应战局的变化，演剧二队改名“新中国剧团”，由她和金山同志率领，到香港、南洋一带向华侨宣传演出，并劝募资金支援抗战。直至日本侵略南洋，她才历尽困难，化装逃回了祖国。于是我们在武汉分了手，又在四川重逢。我们聚聚散散，但却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抗敌救亡而战斗，因此，我们的心连着心！

一九四二年的暮春。我住在距重庆百里外的北碚小镇，王莹特地来看我，下榻我家。我住的是一幢小楼的二层，三层住着女作家沈樱，她和王莹系复旦大学的同学，她们也是久别重逢。北碚处于环山绕水之中，沿着碧绿如带的嘉陵江往上走，是北温泉和缙云山。我陪王莹游历了这些名胜风景，她很喜爱北温泉，我们便租了最雅致的“竹楼”一间小屋住下，也为的让她养息养息，好准备作更遥远的旅行——去美国深造学习。几天之后，我们回到北碚，不想国民党忽然派了十多个便衣宪兵包围了我们住的小楼。据说因为王莹是从国外来的，有“间谍嫌疑”，而且又是“共产党人”，所以必须监视。当时我相当紧张，怕她回不了重庆耽误出国。可她毫不在乎，她泰然自若地凭窗俯瞰那些散布街上的特务们，心里暗暗盘算对策。她告诉我：不能回避，越回避越引起他们的怀疑，只有冲出去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才行。我觉得她的话对，她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于是我们天天出去看朋友，散步，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我们每次出去，却使得他们很忙乱，他们尾随着我们，就象一支卫队，寸步不离。

“瞧我们多么神气，有这样多的保镖簇拥着。”王莹有一次故意地向我大声戏谑。

我没言语，只点点头苦笑了笑。我心里真嘀咕，怕她闯出祸来。但是特务们出我意外的，显得既有些羞恼，又有些尴尬；他们也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出动十多条彪形大汉钉梢两个青年女子！于是他们渐渐的闪开了一些。这使我不能不佩服王莹有胆识，有办法。特别是我伴送她回重庆的那天，在轮船上她表现得更是惊人！她一眼看见特务们和我们同舱，便干脆上前打招呼，仿佛熟朋友一般，大谈特谈抗日救国的道理。尽管特务们无动于衷，却不能不感到一种诧异，原来他们所监视的“间谍”，竟是一个坦荡无畏的爱国人士？！到了重庆，特务尾随的人数减少了，不过依然处处有钉梢。纵使如此，毕竟特务们不是机智的革命者的对手，王莹和谢和赓终于从容不迫地安全离开了祖国。他们走后我回到北碚，可恶的特务又钉了我好几天，以为王莹还藏在我的家里。后来和画家徐悲鸿谈起来，他也有过同样遭遇；为了王莹曾去看望他，特务还找了他的麻烦。

王莹到美国后，经济非常拮据；我忧心如焚，无计可施，便写信和徐悲鸿商量；悲鸿回信表示：一定要支援她，他可以卖画，要我卖文章。这封信我珍藏了数十年，十年浩劫抄家时被拿走了。记得我曾给王莹看过，她当时笑着说：“你们多么天真！一张画、一篇文章能值几文呀？”是的，杯水车薪，救不了她的急，我们结果是爱莫能助。事隔三年之后，在日本投降前夕；重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却偏偏疾病缠绵，生活更是困难。一天，忽然有个朋友辗转找到我，交给我一个小纸包，说是王莹托人从美国带给我的。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精致的金项链，纸条上写着：“为了健康，买你需要的药物。”看完纸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种“雪里送炭”的情义，岂是金银所能估价比拟的？这项链我就是宁肯病死，也不会卖掉的！

新中国诞生了，光阴穿梭般度过了十三年！

十三年后，初春的一个早晨，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声音熟稔而不报名的电话；我一时辨识不出对方是谁，心里又着急又窘困。僵持了一会，对方才爽朗地笑骂道：

“哈哈，小鬼！你怎么把我忘了？连我的声音都辨别不出来啦！”

这一骂把我骂明白了，世界上还有谁会叫我“小鬼”呢？只有王莹！就在一九四七年我编辑“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时，我约她写稿，她回信还是称小鬼。其实她只长我一岁多，但是由于她的阅历比我深，处世比我老练精明，所以我一向以她为大姐姐。又因为我和她都是幼年失去母亲，孤苦伶仃，我们有着一种同命相怜的感情；这感情纵使隔千山万水，也冲淡不了；任何时候，也无法忘怀！

“啊，你回国了，王莹！为什么不先来封信呢？”我惊喜得大声叫着，我使劲拥抱电话筒，犹如拥抱阔别十三年的好友。

“因为要考考你，看你还记得我不？”王莹笑着说。“昨天一到上海，就打听你，真想马上看见你。我住在叔叔家。”

“好，我就来！”我挂上电话就去看王莹了。

我们这次的重逢，都分外的高兴。怎能不高兴呢？我们一贯向往、一贯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已经推倒，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王莹和谢和赓在美国结婚了，他们十分相爱，十分幸福；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到解放后的母亲——祖国的怀抱！

王莹在上海住了几天，她要求我让她和复旦大学的师友顾仲彝、朱端钩见见面，我就在家里请他们吃了一顿饭。随后她到了北京，她向党向祖国汇报她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成绩；她进过耶鲁大学专攻文学；她向美国大声疾呼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她曾到白宫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她的精湛的演技博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一家以及政府官员、各国使节们的好评。后来她又为国内的解放事业，向美国进步人士争取同情与支持；她和美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中美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这一切都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公开赞扬，周总理亲口对王莹说：“你在美国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做了不少工作，工作得很好。”(一九六○年七月在香山电影工作者的宴会上)周总理是这样的肯定王莹，鼓励王莹，可是有人却不承认，甚至开始暗中伺机打击她。

一九五六年王莹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从此，她渐渐感觉到有一股冷风，自隐蔽的阴暗角落里朝她吹来了，但她却用一种不经意的姿态，漠然视之。一九六○年仲春，我在北京中国戏曲学校体验生活，有一天约了王莹去逛颐和园，我们在长廊上散步谈心。当时她正创作她的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虽然身体不太健康，情绪还是昂扬的。由于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我发现她的经济不大宽裕，就把带在身边的那条项链拿出来还给她，我说：

“这是你送我的项链，我带了将近二十年，现在还给你，也许对你有用处。”

我的话刚讲完，她的脸就气红了，我还从未见她对我这么严峻过。

“要绝交吗？好！等会儿回去我也把你的戒指还你，那是你在抗日战争中送我的，你叫我为流亡备一时之急需，但我却留到今天。”

我一声不响地又把项链揣到怀里，王莹满意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用坚定的口吻告诉我：她眼前的境遇不大好，她能克服！她相信党，热爱祖国，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她将为社会主义文艺不屈不挠地创作，这更是任何逆流都不能阻挡的。她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中年的王莹显得格外沉静和成熟了，她一面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一面勤奋地从事创作，直到“四人帮”夺去了她的笔！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接到王莹一封信，她热情洋溢地鼓励我，她写道：“我们要在革命的大风浪里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这封信在抄家时被说成是王莹和我通风报信。)善良正直的王莹呵，这个一生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的人，她在给我写信的时候再也不会想到，披着“画皮”的魔鬼，已经藏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向她伸出血手了！一九六七年的七月给她捏造了“美特嫌疑”、“叛徒”的莫须有罪名，把她投进监狱达七年之久，活活迫害致死！据北影的“悼词”中说：“王莹同志遭到的迫害，是在叛徒江青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又说：“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王莹同志熟悉和了解江青的一些情况，江青就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会，公报私仇，杀人灭口，以泄她对王莹同志多年的积恨。”但是真理不容歪曲，历史自有公论；王莹的沉冤终于获得昭雪了。

回忆象浮云似的一掠而过，虽然也有聊堪安慰的地方，但仍觉遗憾难禁！正如杜甫诗句中写的：“哀哉两决绝，不复同甘辛！”

我在山上拾起了一块块的石头，把莹的骨灰埋葬处严密地填补完好，使它更凸高些，形成一个石馒头的坟莹，然后采了几枝小黄菊花，插到坟前。

“安息吧，莹！”我向石馒头深深鞠了一躬，告辞下山。

在归去的路上，我惆怅地频频回顾梅山，回顾梅山上的亡友；思绪万千，“剪不断，理还乱”呵！

到了谢家，谢告诉我他正在为王莹整理两部遗作：《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原稿都已残缺不全，幸喜《宝姑》曾被美国进步作家浦爱德(Ida Prultt)译成过英文；最近浦爱德担任美中友好协会的名誉会长，为了纪念她和王莹的友情，将《宝姑》送给了谢，再由谢重译成中文。这是一部根据王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写成的小说。另外《两种美国人》是写王莹夫妇回国前，在旧金山被美国政府监禁的经过。其中有关心他们的美国人民，也有反对他们的美国官员，所以她称之为两种美国人。这两部遗作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鼓励谢努力完成这一整理工作，我认为这也是对王莹最好的纪念。虽然她不幸逝世了，还应当让她的作品在今天的文艺园地里开花结果，为促进四个现代化而发挥积极作用。我激动地说：

“争取把这两部作品早日整理出来，早日问世；以这来回答‘四人帮对王莹的诬陷，以这作为王莹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后贡献！”

“保证不辜负你的期望！”谢兴奋地答应我。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又是王莹的诞辰，我写成此文，不过聊表我对于这位好友的忆念而已。

1980年3月8日夜于上海。

*最近谢和赓同志来信告诉我：王莹的遗作《两种美国人》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出版，下半年可望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