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日本的人口政策》，吉田忠雄等著，日本劲草书房一九七九出版，268页。

本书是研究人口问题的专著，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考察人口发展的历史以及各时代的人口政策，力说当今控制人口急剧增长的紧迫性。书中认为，世界正面临着“人口爆炸”的危机，人类正因“人口定时炸弹”而烦恼。由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有限的，粮食生产与各种资源也有限，因此地球上能够生存的人口也有一定限度。目前世界人口已超过四十亿，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千分之二。按照这个比率发展，今后每三十五年人口就增长一倍，每三百五十年增长千倍，每七百年就增长一百万倍。因此，本世纪末人口可达六十亿，二十一世纪末将超过二百亿；七百年后每人平均只有一平米的地面；九百年后人口达六亿亿，那时必须到处盖起二千层高楼才能安排全人类的住处；而到一千二百年后，人类自身的重量就能超过地球本身的重量。由此可知，马尔萨斯在十八世纪末预言的“人口危机”并非杞人之忧，而是日益被现实所证实的真理。

然而，人类在三百年前的漫长历史中，人口的增长却是缓慢的，其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医学不发达，还有种种的社会原因。根据英国学者卡尔—桑德斯的研究，二千年前全世界人口只有二至三亿，而到一六五○年也不过是五亿四千五百万。但近三百年来人口增长速度愈来愈快，每隔五十年就增加二亿到三亿，本世纪的增长速度则更惊人，从十六亿增长到四十亿。

在人类历史的各时代对人口的政策也不同。古罗马法律上规定，男女适龄必须结婚，鼓励多生子女，而对独身者施行惩罚，死后遗产须充公。中世纪则不同，提倡禁欲主义，鼓励独身，因此影响了人口的增长。到近代路德宗教改革后，提倡结婚和生育。一六九五年英国法律明文规定，二十五岁不结婚者须纳税，寡妇不嫁也要纳税。在当代情况复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各有不同。苏维埃政权为了发展生产，加强国力，鼓励多生子女，奖励“母亲英雄”；而纳粹德国则是为了扩军备战，也鼓吹发展人口，禁止宣传和经售避孕用具等。

书中着重谈到当代各国的人口政策。一九七三年在布达佩斯曾召开过世界人口会议，会上欧美和多数亚洲国家主张控制人口，而苏联、非洲和中南美多数国家则持反对意见。目前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不一，尚不能一致行动。亚洲各国已普遍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率，但目前的自然增长率仍在千分之二十左右，人口增长还是很快。在宣传与推行控制人口政策方面较成功的国家有日本和新加坡等，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千分之十七点八；但在印度尚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政府强制推行政策，宣传不力，因此尚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举事反抗。非洲情况复杂，阿尔及利亚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人口增长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三，但不采取控制措施。只有个别国家采取措施，如毛里求斯，由于六十年代开始采取积极措施，自然增长率从千分之三十已降到千分之十七。中南美各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都比较高，如墨西哥为千分之三十，巴西为千分之二十八，秘鲁为千分之二十九点九，但多数国家尚不采取控制措施，甚至反对控制人口。(益民)

《师徒之情》(My Guru and His Disciple)，克利斯多弗·伊雪乌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著，法雷、斯特劳斯与吉劳(Far－rar，Straus and Giroux)书店出版，12.95美元。

伊雪乌德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和诗人W.H.奥顿来到中国战地采访，回去后二人合作写了《到战地的旅行》，其中诗作，曾经由卞之琳译出，散文部分则由冯亦代翻译，改名为《中国之行》，在香港《星报》连载。

一九三九年他从英国移居美国西岸洛杉矶，以后即在那里定居。从一个电影剧作者开始，接着写了二本小说：《下去作探访》(Down There on a Visit)和《在河边相会》(A Meeting by the River)。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洛杉矶成了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家的流亡地，伊雪乌德见到了德国托玛斯·曼兄弟，奥地利音乐家萧恩伯格(Schoenberg)，布莱希特等人，并且通过英国作家A.赫胥黎和G.希尔德的介绍，结识了一位印度教方士斯华米·普拉哈凡那达，逐渐从浅交而成为师徒。

伊雪乌德这本新作，用一种谦逊诚挚的笔调刻划了他的精神之父斯华米·普拉哈凡那达，这位薰陶了伊雪乌德三十年的印度教方士。这本书也反映了伊雪乌德一生最显得矛盾的两面性格——时而纵情享乐，时而虔心修行。在西方，很少能在一个人身上找到一种同样的激情消度在世俗和精神生活之中的，既恣情荒唐又严谨克己。伊雪乌德就是在这阵阵冲突的轮番变幻中，写出《师徒之情》的。无论从文学或作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全书甚少矫揉造作之笔，读来倒象是年已七十五岁的伊雪乌德终于洗尽了任性的“自我”，而完成了古梵经中的哲学宗旨——超度心灵。此书的特点在于挹选古梵典籍中若干简短的哲语，用现代语言中近乎沉思默想的文体来加以阐释。伊雪乌德从古今远近两个角度，来审视自身所表现的世俗虚荣或赤子之诚。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确实以唯笃唯诚的态度，对自己作了评价。

师父普拉哈凡那达以始终如一、无所企求的友情，超度了伊雪乌德的多变性格。他在书中写道：“我个人对印度教是以一个崇敬者的身份入门顶礼的，然后得到了超度。我能够识别我的师父什么时候完全神往于永恒，什么时候我又能以一个平凡人的平等身份和他自由交往。我本人的宗教信念，几乎完全来自师父的精神体验(Spiritual experience)。”

从写作的风格讲，伊雪乌德过份迷恋于宗教式的平淡叙述。书评家爱德蒙·怀特指出本书虽属非小说性的传记，作者也应对其人物与背景，予以较为丰满的抒发。否则，伊雪乌德也应把他的宗教观与政治观联系起来谈。因为作者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曾活跃于进步运动中，从社会主义到和平主义到自由解放。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政治活动和他的出世信仰相调和。好在印度本身既存在神圣的宗教义务，也有世俗的受苦受难，看来这正是这种矛盾的焦点所在。

(容)

《毛姆新传》(Maugham)，泰德·摩根(Ted Morgan)著，美国西蒙与舒斯脱书店(Simon and Schuster)出版，17.95美元。

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瑞勃尔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五月九日一期中，评介泰德·摩根所作《毛姆新传》。泰德·摩根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外交记者，曾获普立策奖。德瑞勃尔对本书的评介是严格的。

德瑞勃尔说，《毛姆新传》是一部有趣的传记，可是也因袭了毛姆本身的不少短处。首先，摩根和毛姆如出一辙地在文体上缺乏风采，因此文章写得平淡无奇，即使幽默之处，也显得晦涩难测。每每把街头巷尾的笑谈妄议作为历史事实来处理，喋喋不休，废话连篇，缺少卓见。谈论古今人物，诸如把女伶男妓之流和王尔德、H.G.威尔斯等等同看待。摩根视毛姆为文体家，而引用的文字，又远远不能说明毛姆的长处。论到某些事迹时，作者企图作些心理分析，结果却适得其反。

最显著的是谈到毛姆的口吃病。摩根引经据典，说这是“一种幼年时代生活颠沛的征象”，并指出毛姆十岁失去双亲，从法国回英伦依叔父为生。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导致他的精神压抑。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摩根却说毛姆的成名作《人性的束缚》中的主角菲利普·卡雷格是个跛子，作者把这个生理缺陷作为口吃病的代替。而且进一步解释说，跛足是天生的，非人力所能挽回，而口吃病则是人为的，是病人为自己设置的一种自我障碍云云，这就成了奇谈。但是传记写到400页时，又复提及毛姆之养成口吃，是故意使人深感不安的作为，或说毛姆此举旨在引人注意。前后矛盾一至于此，显得可笑。

毛姆的一生，可充一代人的明镜。他本人跨两个世纪，而且他性好社交，作过不少远行，应是见识极广的人。摩根对他的文学生涯，一无遗漏地作了一番调查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历史远景。书中对于毛姆一生的友辈，如文学界的王尔德、休·华尔波尔、安诺德·白奈特、H.G.威尔斯和克利斯多弗·伊雪乌德等，以至与邱吉尔、英国逊王温莎公爵夫妇、名伶及名交际花的交往生活，应有尽有，即使是暖昧的故事，也不失其引人之处。摩根虽然当不起文学评论家之称，但在书尾引用了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话，“我作为一代最后离去的人，只是孤苦无伴地迈向前程”；以之概括毛姆的一生，是十分中肯的。因为这句话正写出了一位为疾病、衰老、偏执狂和恐死症所纠缠的郁郁寡欢、离群索居度过晚年的寂寞老人。

毛姆一生虽然不乏声誉，总少不了一种无法摆脱的辛酸和溃败之感。对他来说，一切都来之不易。他象同时代的大作家安诺德·白奈特(一八六七——一九三一，英国小说家)，为了成名成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可是毛姆缺乏白奈特那种毫不动摇的理想和对人类的信念；他没有攀登最后高峰的毅力，到老也写不出一部杰作来。

本书尾声中所讲的故事，读了不禁替毛姆难受。为了庆祝毛姆的八十生辰，出版家们发起出版一本纪念册，邀请三十多位名作家和好友们亲笔签名。但只有二人同意，这次盛举不得不作罢论。毛姆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晚景的凄凉难堪是可以想见的。

(容)

海外书讯

益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