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升等

关于外国文学作品座谈会记录

外国文学作品现在出版得多了，是好事还是坏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有什么关系？社会上某些不良风尚是否要由外国文学作品负责？对有关翻译、出版工作者有些什么要求？——这些问题，近来受到大家的注意，成为时常出现的一个中心议题。

六月十二日，本刊邀约一些搞翻译出版和喜欢读书的同志，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下面是他们的发言记录(以发言先后为序)，请读者看看是否有些道理。

充分肯定成绩不能求全责备

胡思升

(新闻工作者)

我不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作为新闻工作者，同外国文学多少有点接触。说几点想法，仅供参考。

首先是怎样估计这几年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我觉得总的来说，这几年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活跃了思想，打破了禁区，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排除了。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出版工作恐怕只能说是刚开始活跃。是开始阶段，因为时间还很短。总的讲，成绩应该肯定。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有人概括了三个字：乱、滥、糟，讲什么社会风气不好跟出外国文学作品有关系。这个看法我不同意。我前面讲了，这个工作刚开始做，不能说每本书都出得很好，每本书的印数都那么恰当。在十几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后，我们开始思想有些解放，开始要介绍外国、了解外国，眼界开阔了，这中间出了一些就说是小小的不周全吧，不能求全责备。我们现在求全责备的风气很盛，所以好多事都非常难办。我想马克思生活在我们现代中国的话，恐怕也有点麻烦，他把欣赏外国文学作为精神上的休息的愿望就很难满足。马克思晚年最喜爱阅读的一本惊险小说就是《基度山伯爵》。有人说这本书不该出，我不理解，不知道论点是什么？我倒是觉得这本书要是早出若干年的话，对我们理解一些社会现象还有启发，能认识搞阴谋的人，手段是很毒辣、很残酷的。听说江青喜欢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不能读，各取所需嘛！

我们过去有种倾向，出一本书或是翻译一本书都提到不适当的高度。过去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说，近十几年来，有一书兴邦、一书丧邦的感觉。好象出了一本书，国家就可靠它兴旺发达，可以影响一切、决定一切；反之，一本书被认为不好，似乎我们的政权因而要垮掉。把一本书的威力估计得太过份了。我们经过的好几次运动都和书有关，文化革命也是从书开始的。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应该说有功，但他死恐怕也死在翻译巴尔扎克上。这些教训值得考虑。我们周围这种神经过敏、求全责备、杞人忧天的作风很盛。今后恐怕“极左”思潮还要继续干扰翻译、介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因为貌似革命，容易唬人。其实马克思对他所在的时代和以前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包括惊险小说和幽默小说在内。他熟悉德国、法国、英国、希腊的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说，如果对世界的文学作品不了解、没研究，是不能了解世界问题的。《马克思传》里有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马克思“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可见那时就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目前，我们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比较多的是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的近代文化有进步的一面，是人类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对巴尔扎克，马克思的评价很高，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要了解那个时代，不看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当然，副作用的问题要注意，不能不加选择地盲目出版，我们当然也不需要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书。至于现在出版的《飘》、《基度山伯爵》、《红与黑》等等，我的看法是可以看，可以出，因为这都是世界公认的文学作品，出多少可以考虑，但出了绝不是一个错误。

不能用简单态度对待外国文化

李庚

(出版工作者)

胡思升同志肯定近年来我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成绩的看法，我很同意。这几年，重版了相当数量文化大革命前长期累积的译作，又出版了不少十年浩劫中被压下来的和近三年多的新译，是件大好事。三年多来，对整个翻译界来说，过去的好传统也没有丢。我们不应当把出版了个别不好的作品，概括为目前文学翻译工作的主要倾向。因为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不是实事求是的。

我以为，要从大处着眼来看待是否有必要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问题。列宁说过：“要吸收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全部文化知识，才能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文学当然包括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知识财富之内。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无论历史上从古到今的、地域上四面八方的创造我们都要吸取。另外，现在是八十年代，晚一辈的青年人要比我们更多地进入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世界情况(历史和现状)，比我们一辈应有更高的要求。

对文化、文学艺术遗产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那么简单。真正的马列主义的态度，从来不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批判地继承，有批判也有继承，准确地分清精华和糟粕，不是笼统的“灭”。和传统“决裂”，指的是无产阶级要和与他相对立的剥削阶级，为维护他们的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和反动思想体系决裂，而不是笼统说不要剥削阶级统治时期创造的全部文化。恩格斯向我们指出在黑格尔体系里“会发现无数的珍宝”。在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建立的文化大厦里，也是有“在今天还具有充分价值”的珍宝的。我们再记住：文化来源在人们的实践斗争，从根本上说产生于人民的创造。这问题就更清楚了。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文学艺术，我们承认其中很多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有的今天还有“充分的价值”。但说“没落时期，就一塌胡涂”了，能这样绝对的看吗？列宁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理论，我想今天也还是适用的。毛主席说过美国的人民是大有希望的人民。有希望的人民在文学领域里就什么也没有反映，没有表现么？结论恐怕不能说是没有。观点不一定和我们完全一致，认识程度不一定相同，表现、描绘的方法也不见得和我们一个模式，但能够反映或部分反映他们真实的生活的，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作品，总还是有的吧！艺术上有没有有所发展、有所创造的东西呢？恐怕也要这样去估量。这些国家当代的作品应该是还有可供我们选择翻译的。更不必说对不同的读者对象，作为了解西方国家文学现况，甚至某些“反面教材”也要适当接触一下的。

为了提高我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发展的能力，我们得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深入地认识了解世界，拿来好的、正面的，也要知道某些坏的、反面的。这样做，会使我们的青年不是在小天地里生长，而是在大世界里成人。这样，他们的知识会更多一些，本领更大一点，将来去完成落在他们身上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文化、文学艺术的任务，基础会更厚，起点会更高，鉴别、创新的能力会更强。从长远看，这个社会效果更大，更好。我们不要把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缩小到只从某一本书，或者一本书中某种情节的某时某一种影响来看。发生了问题应当研究，但不要夸大其词，一本《飘》，是不会把我们飘得不知去向的。

假如这样看法是对的，那么这几年，我们在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是很有成绩，但还远远不够，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得大大的发展。出点岔子要及时警觉，注意纠正，因为除了必要的卡介苗，我们应当给广大青年的，是富有营养的食品，而不是腐败的东西。但不能因噎废食，影响到我们应该发展的工作。

我们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工作的国家，对文学翻译事业也是一样。我个人希望翻译家有个组织，比如说是翻译工作者协会，集中专家，集中人才，进行调查研究，展开问题讨论，组织学习、提高水平，协助国家出版机关，商讨、制定并认真地不断改进长期和近期的选题规划，保证我们能择优翻译，有计划地翻译，人力物力使用得当。这样的工作不是个别出版社和出版管理部门完全担当得起的。要给翻译家、出版社自主权，但自流就不是好事。要下棋就下它个积极进取的一盘棋。我不搞翻译，是局外人冒叫一声。

从青年读者的需要来说，除了出版给他们看的外国文学作品，还得有劳翻译家同志，多为青年写些评介的文章，提供他们理解这些作品的知识，提高他们分析、辨别的水平。这项工作是吃透了所译作品的译者最能胜任的。希望翻译家能把它承担起来。

正确对待“副作用”问题

施咸荣

(外国文学编辑)

我想就文学作品的副作用和涉及面的问题，谈一下意见。关于这个问题，一向谈得很多。外国古典作品、当代作品中，副作用、消极面等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只要加以引导，并不是看了书都会中毒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就让孩子在家看书，除了内容黄色的书，其余都让他看，事实说明并没有中毒。大家认为这个孩子还是很不错的。青年们认为，我们对他们指责太多，信任不够。他们说，为什么不相信青年也有识别能力呢？为什么有些人在旧社会看了很多作品，不但没有中毒，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青年，受了很多教育，反而会怕他们这也中毒，那也中毒呢？现在的小说中写两代矛盾，大抵是老的说服年轻的，为青年说话很少。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里，社会生活对青年们的影响远比文学作品影响大。“四人帮”横行时，什么书都不让看，犯罪率反而上升。这说明青年们中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看的书多，而是看的书少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介绍哪些外国文学作品。关于古典作品的介绍，可能好办一点。关于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介绍和评价，就很复杂，牵涉到一些理论性问题。主要是：一个社会走向衰亡的时候，它的文学作品是不是也走向衰亡呢？很多人认为，美国文学的真正繁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之间，这时出现了一些世界闻名的作家，如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费兹吉拉德等。这时的美国，应该说已经发展到了腐朽、没落的时期，而文学却出现高潮。所以，文学作品的高潮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在介绍什么作品的问题上，我们还应当看到时代的特点。例如，三十年来，西方的科技十分发达，读书趣味也发生了变化，科学幻想小说流行起来，数量很多。可以说，第二次大战以后是科幻小说的真正繁荣的年代。这情况在三十年代是不存在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也起了发展和变化。这样，要引进翻译的作品就一定与过去不同，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这问题。当然，有些作品出版后，反映是不一样的。《战争风云》出来后，有的反映很好，如茹志鹃同志说她很喜爱。有的反映就不好。象这种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讨论解决。有了不同意见是好事，有助于辨别是非，提高思想。

相信青年，注意引导

唐若昕

(共青团的工作者)

我不同意所谓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青年中产生了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了犯罪增多的说法。据说电视台播放《红与黑》的那晚，青年中出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犯罪案。(有人插话：真是“立竿见影”。众笑)当然放映范围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但也不能说那天晚上不放《红与黑》，就不会有人作案了。据我们调查，青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上的。大量的犯罪青年是文盲加流氓，他们能否接触到，或接触了能否看得懂外国作品，都成问题。形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十年动乱的原因，还与长期以来培养青年的方法有关。我们过去的培养方法是：我对你灌输社会主义，你得听我的，不要独立思考。这种方法有没有不正确的因素在里面？举一个例子：最近对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有一些新提法。我听到这些提法后深有感慨。一年前就听到许多青年同志在议论这个问题，但当时很多年长的同志把这些议论视为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怀疑，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动摇，等等。青年从十年动乱中懂得了许多事情，当然不成熟，但很多意见是很值得老一辈考虑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老一代能不能信任年轻的同志，从思想到实际都相信他们是大有作为的，鼓励他们去独立思考。(有人插话：有的青年说，希望年长的同志不要用一条喇叭裤把我们青年全都概括了。)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当然要有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精华和糟粕是一对矛盾，如果不让青年接触糟粕，精华也就不成为精华了，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目前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太少，远远不能满足青年的要求。我认为应该大量翻译引进，如实介绍。我们要建设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如果对古典和当代的世界文学一无所知，就谈不上高度的精神文明。应该相信这一代青年的分析能力比五十年代的青年强，让他们广泛地接触古今中外的东西。我们的老一辈对旧中国的社会提出问号，才有今天，这一代对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提出问号，才能有明天。在引进外国文学作品的问题上还要提倡如实和大量，这是实现四化的历史责任。

许多青年爱好外国文学，但并不十分懂。所以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去辅导。最近，中央乐团举办外国音乐辅导讲座，一边讲，一边放，帮助青年理解外国音乐，很好。我们能不能也搞一些外国文学发展史讲座。可以包括一些对立的观点。路子宽一些，方法多一些，作品的范围广一些。至于那些文学青年，他们干的、钻的就是文学，对于他们，最好是把外国作品统统拿来，全部介绍，让他们去学习、钻研、创造。可能将来青年中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流派，那也没有关系，百家争鸣嘛！革命的文学要生根开花，不讲对立面的斗争能行？

首先要了解国外文艺界状况

英若诚

(戏剧工作者)

最近，我有机会到国外去了两次，回来之后我深感不光是我们的青年人无知，我们的中年人，老年人也不很“有知”。有很多应该介绍到国内的东西，不但是十年当中没有介绍，而且是二、三十年没介绍了，所以，我们谈现代的东西时，大概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戏剧呢，比如谈到美国戏剧，我们就只能介绍到尤金·奥尼尔为止。实际上国外的文学、戏剧这些年是很有发展的。我们在国外看了一些戏，有些戏的水平，包括思想性是很高的。由于对国外的目前文艺状况不了解，就很容易把二流货或更差的东西介绍来，而且弄得很热闹。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大西洋底来的人》。我们出去以后，有些外国朋友很关心中国的电视情况，就问：“你们中国的电视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介绍说，我们正在放映《大西洋底来的人》。普遍反映是哈哈大笑。他们说，你们别的不选，为什么单选这个呢？这个是最糟的，这里没人看。后来知道，大概是因这部片子价钱便宜吧。外国人很想知道我们已经介绍了哪些外国作家。我们很自豪地抱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给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于是掌声雷动，宾主都很高兴。可是再往下数，就可怜了。对于十九世纪的东西，有些很该介绍的，就没介绍。比如戏剧方面瑞典的奥·斯特林堡，鲁迅就曾经说过“斯特林堡式的投枪”。至于这投出来的是什么枪，咱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但这总还是十九世纪的戏剧，至于奥尼尔的戏，咱们也是过去只出了几本，解放后好象根本没出。象当代的阿瑟·密勒，爱·阿尔比这样的作家，除了偶尔在刊物上看见一下名字，其余就不知道了。还比方说，去年有这样一个热潮，到处介绍荒诞派，什么“秃头歌女”啊，“等待哥多”啊，我们出去后，当然就很感兴趣，想去看看。结果看不着。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早就过去了。对于外国文学，当然由于数量太大不可能一一都介绍。在这种情况下，我赞成有选择的介绍。要选择，就有一个尺度问题。我们的尺子实际上是张献忠考秀才的标准——拉根绳子，高也不成，低也不成。这个问题恐怕不能这样办。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必替外国作家负一切责任。如果一切按我们的意识形态标准来选题，这样的选题路子就会越走越窄。比如对乔治·奥威尔，他的《1984》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流行，但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象这种书我觉得还是应该介绍，可以在出版时配合作一些批判。

我是喜欢看闲书的，看来看去，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现在一提侦探小说，还停留在福尔摩斯时代，这有点太古老了。侦探小说也有思想进步、内容深刻的。这样一个文学形式经久不衰，是有其道理的。象《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样的作品并不是顶好的，有很多东西比它好。在反间谍小说中，勒·凯瑞就可以介绍，社会影响很大，他的《可尊敬的学生》很受欢迎。

戏剧方面，咱们出的就更少了。最近听说准备翻译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但是我觉得更应该介绍的是阿瑟·密勒。这个作家的作品是很深刻的，思想上、艺术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国内介绍的很少。阿尔比，代表了一个时代，虽然他的作品情调是灰的，厌世的，但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的。还有如去年在英国获奖的《阿玛代乌斯》，这个戏是写莫札特一生的。其中并不牵涉什么直接的政治斗争，更没有标语口号，但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丰富而深刻，是应该介绍的。总起来说，我觉得在外国文学上，我们出的作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多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也有助于发展我们自己的创作。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要是没有外国文学的借鉴，不可能出现那么多好作品。曹禺同志在三十年代写了《雷雨》、《日出》、《北京人》这样一系列好戏，跟他当时有机会接触到易卜生、契诃夫，包括奥尼尔这些优秀作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现在怎么忽然不需要了呢？这从道理上是说不通的。而且拿我们话剧来说——大家都是常看话剧，我希望是常看话剧的，我们现在用的这套形式——画框式的舞台，关大幕，基本上自然主义这套东西，是欧洲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盛行的，我们搬过来了。不仅话剧搬过来了，京戏、戏曲也往这里靠。我们现在出去一看，很新鲜，这一套全没了。大幕没了，画框式舞台变成深入到观众当中，很多动作是模拟式的。人家说，这本来是跟中国学的。我这些话是想说明，外国的东西并没有停止发展。它也是个活的东西，有它的群众，有它的斗争和生活。我们把他们有的剧本翻译过来，本身就促进了舞台的革命，逼着你去想新办法。譬如，西方的某些剧本，就没法用“吼派”的办法去演，非得改变演出作风和演出形式不可。所以，希望介绍更多的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有得可学的作品。

不要“一窝蜂”

董乐山

(翻译工作者)

我们有一种风气，什么事情往往都是一窝蜂，一面倒。介绍外国文学似乎也是这样，本来是什么都不许碰，什么都不开放；如今可以碰了，可以开放了，就什么都来了。侦探小说不是不可以介绍，可是在一窝蜂的局面下，到处都是阿嘉莎·克里斯蒂。这个风气要不得。但是这也不是说又要倒回来，一说这个不好，就又要禁绝。到底好不好，不要摆出教师爷的架势，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对于各种形式，各种流派的外国文学，应该尽量多介绍进来一些。要相信群众，群众有识别能力，最后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三十年代时，在座的很多也都是年轻人，当初并不是一开始就看马列主义的呀。(有人插话：还看过《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呢。)可是后来为什么相信马列？是在看马列的之前或之后，还看了各种各样非马列的书，得出一个结论：只有马列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一代就没有这种识别能力了呢？假如马列主义要靠下禁令，这“马列”就没有生命力了。对外国文学作品也是这样。现在门稍微开了一些，就有人觉得不得了了。这不得了有两种，一种是无知，以为阿嘉莎·克里斯蒂就代表外国文学。《尼罗河上的惨案》，搞凶杀，那还行？不妨去调查一下，有没有因为看了《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去犯罪的？如果有的话，占读者之中百分之几？现在年轻人犯罪，原因恐怕不是因为读了外国文学，而是另有其政治、经济、社会、个人原因的。另一种不得了，是出于封建思想，看到外国的东西总觉不顺眼，电影里出现亲吻，就大惊小怪，说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可是看到报上、舞台上出现的宣传封建主义的东西，他们却视若无睹。比如有一出戏叫《周仁献嫂》，讲的是明朝严嵩的管家看中了周仁的义嫂，要周仁献出来，周仁为了要保全义嫂的贞节，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终于牺牲了自己的妻子。这出戏从刻划人物的内心矛盾来说，可能是出好戏。可是内容完全是宣传封建主义的。嫂子的贞节保全了，可是妻子作为妇女的人格你尊重了没有？(有人插话：周仁这样做时没有征求老婆的意见。众笑)女权运动者对于这种把妇女当作男子私产的做法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可是我们——年长的人——看这个无所谓，看到拉手、亲吻就不得了，以为是诲盗诲淫。这样下去，恢复到三、五年前，只看样板戏，最太平无事了。那时候连托尔斯泰都是“黄色作家”而挨批呢，他不是写了反映妓女生活的《复活》吗？所以，我觉得搞文化工作的同志，应该放开眼界，不仅让年轻人看看，自己也要看看，不看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光是凭一把尺子，象英若诚同志说的那样，是不行的。尺子还好，要是象希腊古代那个拦路大盗那样，凭一张床，谁躺下去腿长的，就得砍掉，就更糟了。

对侦探小说也要持分析态度

傅惟慈

(外语教学工作者)

刚才谈到文学社会效果问题，我很有同感。不能否认文学的社会效果，但是这不是简单的方程式，不是说加进一种药，就会起什么变化。要是说看侦探小说可以使读者学到不好的东西，可也有人看《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后去自杀的。学英雄人物，也有干坏事的。不是有人搞了个定时炸弹在列车上，他不是要破坏，而是为了到一定时候去救，以便成为“英雄”。文学作品起什么作用，常常是通过不同的内因而起变化。目前社会上有些不安定因素，难道能说社会上的一切动乱都要书本来负责？《尼罗河上的惨案》出来后，社会上发了一阵疯，克里斯蒂的书一下子选题有二十几种。这我也反对，因为这是无知。侦探小说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品种，有很多好作品，光介绍克里斯蒂而不介绍别的那怎么能行。可是在这同时，社会上也刮起了一股冷风，好象侦探小说也是属于社会效果不好的一种。我刚好给出版社编了一种惊险小说集，当时还是觉得挺有理，选的还是较好的，很多是通过惊险小说对社会进行一番剖析，不是纯粹的谋杀，更没有黄色内容。可是一阵风刮来，出版社似乎把这事拖下来了，总是不给答复。我都不知道我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中央领导同志说过要坚定执行双百方针，实行三不主义，所以我也不害怕。

关于侦探小说，我还想多说几句。固然西方流行的这类文学有色情、暴力等低级的东西，但是也有优秀的东西。我对侦探小说看得比较多，主要是前些年从干校回来后，实际上没有工作，就从有关同志那里不断借些书看。文学研究所钱钟书同志(他的博学，同志们都是知道的)有一时期负责订书，他就订了很多侦探小说，我也借来看。我第一次看到雷梦德·昌德勒的侦探小说，好象头脑里吹进一股凉风，使我从飘缈的迷雾中落到现实里。因为过去的侦探小说都是讲在沙龙、别墅、客厅里一些老处女进行的猜谜游戏，而现在这位作者把我们介绍到一个真正是美国三十年代的社会，人民的底层，谋杀者有其真正的谋杀的原因，对美国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揭露性质。从这里来看，这个文学品种可以用来消闲解闷，也可以利用它来写一些真正现实的、揭露性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对于世界文学，不论是高级的，还是所谓低级的，都应该介绍。如果没有看就指手划脚，这对中国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破除“大国天朝”的自我中心心理

李文俊

(外国文学编辑)

外国人常说我们至今有一种“大国天朝”的自我中心心理，我看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对外来的文化侵略比较敏感——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是外来文化对我们的积极影响，很久以来，我们总是羞羞答答，不敢多讲。解放后，我们有些人自以为掌握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上高人一等，自大的倾向就更严重了。许多有用的学问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排斥。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则被笼统地归到没落时期的产品而不屑一顾。其结果是我们自己更加落后，更加闭塞了。

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把我们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是否更恰当一些呢：世界上有许多种文化类型，中国的文化类型只是其中之一。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长处，它们都是外国人民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外国的文化，我们都应该了解。不但是专家需要了解，一般群众也应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应该尽可能广泛地介绍外国的文化，然后，经过一个消化的过程，把优秀的内容吸收进来。在介绍时，当然要有所选择，——我们主观上也总是希望尽可能介绍优秀作品的。但是不能要求我们引进的全是精华、仅仅是精华而不带一点点糟粕，这样要求本身便是不合理的。精华与糟粕往往交叉在一起，同时并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同一部作品之中。而且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精华究竟是否精华，糟粕是否真是糟粕，也不是一下子能作出定论的。在对许多外国文学现象没有作出适当的结论之前，先把外国学术界、评论界公认是第一、第二流的作品统统介绍过来，恐怕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最近出版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商业化的倾向与迎合一部分读者庸俗趣味的倾向，这无疑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应该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帮助读者打开世界上优秀文化宝库的大门，让他们登堂入室，在这里受到熏染，受到陶冶，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与高尚道德情操的人。

多介绍一些外国现代文学名著

董卫龚

(美国文学研究者)

我建议多介绍一些外国现代文学名著，包括翻译和评介。我说“外国现代文学名著”，是指二十世纪以来经过时间考验、文学史上有定评的重要作品。就美国来讲，我们介绍过一些，如德莱塞、海明威、斯坦倍克的一部分作品，但多数没有介绍过。许多在思想、艺术方面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在外国已经家喻户晓，可是中国读者没有见过，例如舍伍德·安徒森、尤金·奥尼尔、托·斯·艾略特、司各脱·菲兹杰拉德、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理查·赖特、拉夫·艾立逊、阿瑟·密勒、索尔·贝洛、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等作家的代表作。它们问世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介绍过来，也可以说是补课。

多介绍一点外国现代文学名著，我想有这么些好处。第一，它们写的都是现代生活，反映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我们读起来不象读十九世纪作品那么隔膜，有利于我们了解外国现代社会。第二，它们既然被公认为“名著”，说明它们有一定的思想性和代表性，在艺术上是成熟的、有特色的。这可以纠正我们一些旧的概念。例如，我们有的文章把中国一部好作品同外国一部坏作品作比较，然后证明现代资本主义文学如何走向没落，这样的方法似乎太简便了。如果有这么一个外国人，把“四人帮”时期的坏作品同他们的好作品比较，然后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如何糟糕，我们会有什么想法？多介绍一些外国现代的好作品，可以使我们更客观一些。现代资产阶级文学是不是统统在走向没落，有没有好作品，读者可以亲自判断。第三，这些作品属于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介绍过来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扩大借鉴的源泉。这不是要我们机械地模仿人家的写法。我们应该研究和分析的是：它们怎样用不同的形式表现不同的内容，从中可以得到启发。借鉴的面广一些，创造的路子可以宽一些。

另外，我有一个感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现在用得有点乱。有些人提倡现实主义，是要求忠于现实，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有人插话：还要“高于生活”。众笑。)那么，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不忠于现实，不反映生活？或者反映起来肯定不真实？我看不见得。高尔基概括的积极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这些概念，对于二十世纪文学不够用了。硬要拿这些概念来套二十世纪作家是有困难的。说实话，有的作家，我也闹不清属于什么主义，如海明威，有点自然主义，又有点浪漫主义，有点现实主义，又有点现代主义，但他们的创作不能说是不忠于现实、缺乏真实性。在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上，现实主义是不是一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我不赞成把它看成唯一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创作方法。

不是过头，而是很不够

柳鸣

(法国文学研究者)

这几年外国文学的翻译评介，成绩很大，从整体来说，介绍外国文学不是过头了，不是太滥了，而是还不够。这种不够表现在：文学史上还有不少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翻译介绍，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名著。当然，外国文学作品中总会有一些在思想内容上或在艺术手法上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异己”的东西，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这些作家作品的理由，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不是也有糟粕吗？

这种不够还表现在研究评介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譬如说，资产阶级时代好的作品，或者资产阶级好的作家作品，除了认识价值和艺术借鉴价值外，是不是也有思想教育作用。我看应该承认是有的。就以最近逝世的萨特而言，他过去在中国受到过不少责难，几乎没有从正面充分肯定过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积极意义，对他的“多变”，责难得更多。其实，如果将他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比，要做到他那样就难能可贵了，不讲别的，他拒绝诺贝尔奖金，就表现了一种非凡的人格力量。

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评价，这个问题不仅与古典文学有关，和现代文学也有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究竟应不应该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臭，那样做究竟科学不科学？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积极作用，是为人所肯定的，但到十九世纪下半期以后，就被认为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了。用这个逻辑去套，《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作品就大成问题了。和封建法西斯主义比起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总要可取一些吧。应该把它放在一种关系中去考察，而不是把它抽象出来，放到真空里去考察。

为了使我们外国文学工作前进得更好，有必要从正面注意到某些经验教训。如象，有很多急需翻译介绍的优秀的、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未能出版，但另一方面，却有一些文学价值不高，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大量印行，并得到高度的评价。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出一点并非不可，但有必要出那么多吗？《东方快车谋杀案》有必要出两个译本吗？值得被人捧得那样高吗？《飘》这样一本畅销小说，既然名声已经搞得这么大，印行一些让大家看看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印行量如此之大，这就过份了，至于一定要说这本书如何有进步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那就更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基度山伯爵》作为一本流行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出版完全应该，但也不必让这样一本思想内容并不丰富深刻、格调也不高的作品吸引了那样多宝贵的纸张，对它评价也应该有分寸。现在，《飘》、《基度山伯爵》和《红与黑》常被相提并论，这委屈了《红与黑》。《红与黑》的作者曾经声称，他是为二十世纪读者写作的，《红与黑》对政治的理解和描写完全是现代式的。如果跟巴尔扎克相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作为一个整体，当然比斯丹达的《红与黑》和其他作品要伟大，但就单个的作品来说，就很难从巴尔扎克作品中举出某一部作品有《红与黑》那样深刻。当然，比《红与黑》遭遇更不好的，也许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曾经不公正地被扣上某种罪责，现在似乎还没有彻底“翻身”，也就是说，它的进步的、积极的思想内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有待于翻译出版界，理论批评界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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