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容　益　民

《现实主义作家》(The Realists)，查·珀·斯诺(C.P.SnoW)著，美国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336页，12.98美元。

现年七十五岁的查·珀·斯诺是当代国际闻名的英国作家，英王室一九五七年册封他为爵士，一九六九年又加封为勋爵。

斯诺在这部新著里写了八位作家的生平和他们的作品，即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加尔多斯、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他说，大多数读者都希望在读小说时寻求兴味，愿意听个故事，急切想知道下面的情节是什么，以往伟大的小说都有这样一种能使我们悬念的因素在内。他认为当今西方的作品却有把这种因素抛弃的倾向，而把小说写得晦涩难懂，扑朔迷离，成为词语之谜，这种现象过去在文学史中也多次出现过，但往往出现在艺术本身和产生它的社会都趋向衰落的时期；小说如果脱离了最根本的动力，除了作者把它当作一种个人的游戏之外，就不会再吸引读者了。

另外，斯诺觉得许多伟大的小说都不能轻而易举地划归为“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哪一类，应按照英国法庭的判例法对小说进行剖析。这本书里所探讨的八位知名作家，若与左拉、阿诺德·班纳特、詹姆斯·法瑞尔等自然主义作家相比，除个别情况之外，他们都创作了现实主义小说，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作家。

(梅)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社会主义宣传》(Socialist Propaganda in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NoVel)，大卫·史密斯著，美国罗曼和里特费尔德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203页，20美元。

这部著作旨在探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思潮以及一些不大知名的英国小说家如何在作品中宣传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作者把重点放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小说，这些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与工人阶级攸息相关的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经济的目的有可能促进人们“通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共有制来消除社会上的摩擦和不公平”。

作者认为大多数这类小说都写得不很成功，例如霍尔特、海斯劳甫、勃尔克等作家没有很好地抓住他们信奉的思想的实质和微妙之处，结果使作品显得肤浅而无持久性价值。在这批作家当中，只有罗勃特·德莱塞和L·G·吉本斯还比较成功，他们在作品中注入了人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作者认为狄更斯和迪斯累里过去在小说中只满足于暴露“血汗工厂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忽视了“劳动是人类生活当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概念”，而德莱塞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和吉本斯的《一个苏格兰人的书》则揭示了劳动和生活是不可分离的思想，同时这两位作家也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事先设想的意识形态与作家试图呈现的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之间的关系。”

读者看完这部专著后，至少可以掌握当代英国小说中一个尚待发掘的领域的不少情况和资料。

(梅)《或许》(Maybe)，丽琳·海尔曼(Lillian Hellman)著，列特尔·勃朗公司(Little，Brown andCo.)出版，7.95美元。

美国剧作家丽琳·海尔曼在三十年代是个风靡百老汇和好莱坞的人物。她所写的剧本《守望莱茵河》、《小狐狸》和电影《北极星》等，被公认为传世之作。但在五十年代受到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迫害，她的戏无人敢上演，著作无人敢出版，沦落到以在饭馆洗碗碟为生。直到晚年由于接受了姨母的遗产，才使写作生涯得以继续。近年她出版了回忆录《三书》(Three，包括《一个不成熟的女人》、《旧画翻新》和《卑鄙的年代》)，颇获好评。《旧画翻新》中的一篇《裘丽亚》还拍成电影，深受赞许。

最近她又出版了《或许》一书，讲的是她女友莎拉·卡默隆的故事，但一般书评家却仍将之作为回忆录看待。这书出版后，书评家大都认为是海尔曼在酒醉胡涂、记忆衰退的情况下写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和《纽约人》的书评，都对这书加以贬词。

书评作者罗拔特·都威斯(Robert Towets)说：这是一本短而奇特的回忆录，读来使人觉得其要点不在中心人物莎拉·卡默隆，也不在作家海尔曼自己，倒象是一段恍惚不定、支离破碎和晕头转向的梦忆。海尔曼在书中不断捕捉那逐渐记忆淡漠了的人物和事件，使其恢复本来面目。这一过程不免引起一系列有关认识论的疑问：

人生途中邂逅的一些人物，我们究竟能了解或算是了解了多少？

人的记忆到什么阶段渗入幻觉而随主观愿望产生各式各样的混合体？

经过海尔曼与上述问题的搏斗，读者从书中可以得出一些模糊的答案来；同时也享受了时喜时忧、最后欲达而不能达的感情。

这一回忆录中的年月、事实和人物都写得模糊不清，但通过海尔曼所写的《一个不成熟的女人》和《旧画翻新》，读者可以依稀捉摸出这一断片式的故事情节和约略纪事。大概在一九二九——三O年之间，海尔曼在《纽约人》杂志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或是在巴黎的一家饭馆里，结识了一个名叫莎拉的身份不明的女人。这女人长得漂亮，可是放荡不羁，酗酒吸毒，无所不为。后来她在福克斯克劳夫跟一位富有的律师卡脱·卡默隆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萨克，而莎拉则叫她的儿子为索姆(Som)，意即众人之子。在三十年代里，海尔曼又和莎拉在纽约贫民区的酒店，在法国、在好莱坞的晚会上多次相会。但最后一九六○年在罗马海尔曼和这位自称是品尼利太太莎拉相见时，莎拉又不愿和海尔曼认朋友。书中记述了莎拉的荒唐生活，夹杂着海尔曼自己的情史等等。总之，书评者认为海尔曼在此书中所写的，只是为自己创造一个形象，而并不在于要写莎拉和她儿子索姆的故事。

与海尔曼年事俱增的(她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是她对自己记忆衰退的恐惧。她在书中写道：“你一向认为是确实可信的事情，现在已逐渐成为深夜的乱梦、病中的呓语或完全模糊的错觉而不再可靠了。你敢立誓发生过的事情，现在除非苦苦思索才能追忆起来，而自己还深恐站在悬崖边缘上难以稳住身子了。”近年来，由于目疾，海尔曼的心情和生活深受影响，这增加了她对生命的不安全感。在她记忆健全的时候，她爱强装“好汉”；如今身处逆境，她只能拿愤怒来掩饰她的绝望。总之，海尔曼在学生时代的叛逆精神到老不衰。这使我想起了海明威，他爱好酒，到老还在追求他的声誉、事业和爱情，但是他衰退了，不能再写出“站得住”的作品，失望之余，只能以自杀了此残生。海尔曼也好酒，也有好强的个性，她会步海明威的后尘吗？

为什么她这本书题名为《或许》呢？该是她对于自己的回忆毫无把握的缘故吧！“或许”如此，“或许”不如此。书评者都威斯说，海尔曼过早地对自己的健忘性下了定论，于是在《或许》一书中失却了捕捉记忆中某些奇遇奇谈的机会。尽管书中行文的语调深沉，时代特征鲜明，并对自我作了勇敢的谴责，但还是不能使一部未讲清楚的故事成为回忆录。

(容)

《回忆鲁迅》，内山完造著，内山嘉吉、内山篱编，日本社会思想社一九七九年出版，445页。

本书收入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文章共四十八篇，分“战前篇”和“战后篇”，另附“资料篇”，包括许广平等回忆内山完造的文章，卷末附内山完造先生年谱等。

内山完造是鲁迅的生前好友，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出毕生精力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九一三年他以一家药行的国外推销员身份来中国，后于一九一六年定居上海。一九一七年他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办内山书店。内山书店不仅以经售《马恩全集》(日文版)等进步书刊闻名，更是以保护过鲁迅、郭沫若等文化旗手而使中国人民不能忘怀。一九三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处境很危险，这时内山完造在家舍保护过他。由于内山经常挺身保护中国的革命文人，日本宪警怀疑他是奸细，但他在艰难之中并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而出卖友谊。因此鲁迅先生曾说，他卖书，并不卖人血。鲁迅逝世后，内山担任过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的顾问。一九四七年，内山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团”而回国。他回国后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奋斗。一九四九年被推选为日中贸易促进会委员，后任日中友协理事长等职，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尽力。解放后他曾三次访华，最后于一九五九年因病在中国逝世。根据内山完造先生的遗嘱，他的遗骨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内。

本书编者内山嘉吉是内山完造之弟，内山篱是内山嘉吉之子，现任东京内山书店经理。这本内山完造的《回忆鲁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对研究鲁迅、研究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