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1979-07-15王安娜
《我曾为毛战斗》节录
访问窑洞的人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红军战士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他们尖形的军帽上，红星闪闪。
“欢迎你到延安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微笑。艾格妮丝穿着棉制服，她奕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是译员吴小姐，我在西安早就认识她了。
按原先的约定，我就睡在艾格妮丝的炕上。当时，延安的市民只有一小部分仍然留在自己的家里，绝大部分人，由于战争爆发那一年受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都离开了遭受破坏的市街，住到窑洞里。从正面看过去，陡峭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窑洞。这些窑洞，在水平方向排成行，一层接一层，每层之间都有阶梯形的小道相连。每一层都把山坡削成直角，然后往山里挖洞，洞前即是街道。此外，每个窑洞的入口处都有门牌号码，前面还留出一小块空地，用来种蔬菜和饲养家禽或小牲畜。可以说，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市。
这些窑洞之家，原先就是陕北地区典型的居民住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洞穴。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喜欢住在窑洞里。除了易于挖掘之外，它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战斗爆发后，窑洞又是不怕轰炸的安全的防空洞。一些讲究的窑洞，洞顶很高，地上铺着石板，黑漆大门，外墙上装着通草纸糊的窗户很有气派。四周围都是矮房子。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思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我们边喝可口的咖啡，边吃热腾腾的烧饼。烧饼是一种撒上芝麻的圆饼，在中国的小食店里，花几个钱就能买到。这种有咖啡的早餐，也很受我们的客人的欢迎。这一点还得谢谢埃德加·斯诺，他常常给我们补充咖啡，要不，那一罐罐堆成金字塔似的咖啡早就吃得精光了。
这样，当客人们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共进早餐或喝午茶时，艾格妮丝才有可能奉上倒在搪瓷杯里的咖啡，慷慨地款待他们。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这位叫哈德姆的美国医师，是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加入红军的。看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不仅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完全同化了。
本来，马医生是住在金先生现在暂住的地方的。只是因为马并不怎么喜欢和美国的记者相见，才搬到他的朋友李德的窑洞里去。所以，只有当我们把金先生和他的译员吴小姐送走以后，他才到我们这儿来。否则，我们就在李德的窑洞里和马海德会面。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是德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知道他的德国名字(欧多·布朗)的人很少。至于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是职业军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曾是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一九三三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便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继续他那冒险的旅程，到达江西。起初，他为制定战斗方案和长征的作战计划，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固执地过份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几名中国共产党员也因此而被追究责任。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他在延安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他只是讲课，即使讲错了，也用不着担心会造成实际的损害。几年后，他离华赴苏。
由于工作上或估计上的错误，或由于方法不当，都会造成困难的局面甚至招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象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蔑他们，不把他们的错误作为笑柄。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并不采取其他措施。这样做，既不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人们的尊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对艾格妮丝，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宽容，常常原谅她的过失。艾格妮丝有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做事讲效率，她的缺点是性子急躁，进行政治斗争时也是如此。她对自己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人，态度粗暴。与美国共产党人敌视和诽谤艾格妮丝的态度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遵照艾格妮丝的遗言，她的遗骨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同国籍、代表着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外国人，为了学习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新的实践经验，纷纷到延安来访问。他们全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马海德医生和李德两人，不被看成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战友一样地生活和工作。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
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张折凳。木箱上摆着寥寥几本书。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往窑洞的里边看，还有几个同一类型的木箱。其中一些作书箱用，另一些用来放置杂物。还有几条颜色鲜艳的毛毯，那是西北的农民自己染织的。李德的住处，较诸延安一般的窑洞总令人觉得舒服一些，颇有些住家的雅致。这大概是李德的那位当演员的中国夫人精心布置的结果吧。我在延安逗留期间，她正随同剧团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陕甘宁边区作巡回演出。因此，当李德听到马海德说由于美国记者到来而要搬家时，便让马海德到自己家里来住。
我在延安住了一段日子后，才看到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与蒙古的沙漠非常接近、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大概是红军的战士在某个已逃亡的军阀家中搜出来的，或者是到沿海城市旅行的富商带回来的吧。不管它来自何方，我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吃花生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支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支歌唱了又唱，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那里，当我听到“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时，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黄色的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四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艾格妮丝和我，好几次都是过了深夜十二点，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回家。对我们这些出于一时高兴、深夜始归的行动，艾格妮丝事后总是感到良心受责。
“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谨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饮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鬼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艾格妮丝的担心是对的。不只是爱称“小鬼”的红军少年战士，妇女们也对艾格妮丝的生活方式抱有疑念。毫无疑义，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妇女们也担任重要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可是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社交平等，进展得还很慢。工余时间，仍然是男女有别，在剧场看戏和观看其他文娱节目时，大都是男的和男的坐，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红军的妇女们和我谈到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时，都是兴致盎然的。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①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关于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她们都同样感到兴趣。
少数女战士中间——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三十五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贞。毛的第二位夫人，被国民党处死了。奉双亲之命与之成婚的第一位夫人，毛从未和她共同生活过。
有职业、强调自己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妇女，许多都沿用未婚时的姓名。参加红军的妇女也同样，用自己婚前的姓名。可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邓颖超小姐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夫人，宋庆龄和孙逸仙夫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真令人惊奇不已。
同理，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中文的“tong zhi”是指战友和同志的意思，这种称呼不仅限于党员。在今天的中国，“同志”是一般称呼，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贺子贞随毛主席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
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遗留着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贞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内战后，即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红军老战士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全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而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艰苦的长征期间，象贺子贞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做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实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抗日战争期间，康克清结束了她的军人生涯，专心从事战争殉难者的孤儿和难民的孩子们的教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儿童福利部长。隔了多年后，我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还记得我吗？”
康克清微笑地答道：
“怎么能忘记你这位老朋友呢？最初到延安访问我们的人中间，你就是一个。在战争中，你为我们尽了很多力，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那时她曾对我这样解释：
“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这个计划。他尽力帮助我，教给我许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学生的示威游行。那时，他们都属于同一组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战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会治好我的结核病。”她对我这样说，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后来不久，她化名在北京附近的一家肺病疗养院疗养时，险险乎被日军逮捕。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了北京。
邓颖超尽管受到日军的多方查问，仍然平安地离开了北京。她是扮做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女佣脱险的。本来，外国人的佣人是不必受查问的，邓颖超扮佣人扮得很象，但仍然受盘问了。
关于这件事，后来埃德加·斯诺对我说：
“我可以发誓，她扮得真象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呆头呆脑的
和周恩来结婚，邓颖超本人当然是自愿的，大概谁也不能对此持异议。可是，象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她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女性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也不少吧。她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对周恩来说来，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孩子。是原来就没有孩子，还是在战乱中失散了呢？没有人特意问过。
周恩来
今天，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周恩来的事迹。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一个美男子，脸上充满智慧，眼睛乌黑发亮而有生气。只是看他的脸的话，是难以估计出他的年龄的。
可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也不能再现他的人格的魅力。即使是出身、国籍、政治信仰不同的诸色人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名作家、老资格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敏锐干练，他那优雅洗练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的幽默和讽刺，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铭感不忘。
我在延安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所有的部下，从周恩来身边的干部到称为“小鬼”的少年战士，都尊敬他，敬仰他。后来我在汉口、长沙、重庆，几乎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原先他给我的这一印象就更为强烈。他的出身、教养、地位，是谁都清楚的，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轻视别人，也从没有见过他采取自尊自大的态度。不管是对藉藉无名的农民、战士，还是对中央政府的高官、外国的大使，他都是一样用充满好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周出身名门，祖父做过朝廷的大官，父亲是有名的教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初在天津现代化的中学念书，后来在天津的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因为学业成绩优秀，得过奖学金。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了在一起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理论，当时在中国成立了许多组织。周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最初使他从书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是“觉悟”社。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刚刚在中国出版。
本应作为学者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的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被捕，被判徒刑一年。在被捕者当中，有一名激进的女学生，她就是邓颖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广东和她结婚。
一九二○年，周作为“勤工俭学会”的一员到法国去。他在欧洲住了四年。在此期间，他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成立后，柏林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便合并到共产党支部中去。正在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
当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一名男子在柏林被批准加入共产党。这个人的入党申请，在上海原是被否决了的。此人就是朱德。周恩来和朱德见面交谈后，马上让他实现了入党的愿望。这一结果，为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领导人，也充分证明了周恩来具有敏锐的眼光和识人之才，真是慧眼识英杰。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到中国，在广州近郊黄埔新创立的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校长，也是一个后来令人瞩目的青年，他就是蒋介石将军。
共产党员周恩来，才二十六岁，就成为广东政府的首脑之一。在青年中，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间，他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九二七年，他的组织才能在上海得到再次证明。他在三个月内组织了约六十万工人，成功地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可是，蒋介石率领乘胜进军的国民党革命军进驻上海后，竟然讨伐自己昔日的盟友。在要处死的黑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巧妙地化装逃脱，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革命军即中国红军中。一九三一年，他被任命为红军的政治委员。
国民党方面，为了使周恩来这个才具非凡的人物脱离共产党，作过种种尝试。可是，富贵荣华的诱饵并未能使周恩来心动。此时，红军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虽然红军正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但让周恩来离开自己的队伍是办不到的。
我对周恩来这个人物感受特别深的是：他在评价一个人和判断情况时，并不采取偏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在内战中让外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了解共产党的立场，要完成这样一些困难的工作，毛泽东除了交给周恩来去做以外，他大概不能找到更适当的人选吧。周恩来，现在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理。
朱德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不仅是周恩来，还有其他人到过德国，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折皱的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如果古老的迷信是对的话，他一定会长寿的。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汉语好了。”
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汉语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样，他谈起来还是混夹着几句德语；当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不明白时，也一定用德语补充说明。他说的是四川话，我听起来觉得比红军里许多战士说的那种南方话要好懂一些。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象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好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地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队，因为同他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
朱德是个戏迷，每次演出，他几乎必到，在剧场里，他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学的课。那时候，他不只过书斋生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他参加了非法的示威游行，因而在柏林被捕，并被逐出德国。
“我在德国走了不少地方哩！”他带着自豪对我说。“沿着莱因河，然后到拜耶·哈尔茨。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体育馆的集会。当然，我也忘不了在一个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尽管只呆了很短的日子。”他这样说着，高声大笑，仿佛回忆着往昔动荡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似的。
朱德对我说：“你还年轻，但监狱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不过，我被捕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你的对手却是纳粹那些家伙，你的遭遇准比我更坏吧！”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至此为止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在这以前，各种工作堆积如山，好几个月我都睡得很少。拘留所很静，也没有任何人打扰我，给我送吃的那个看守，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
“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呵！”
这时，我记起了朱德这位人物的种种传说。比如，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
朱德的真正历史，自然不像这些传说那样异想天开，但也不乏饶有趣味之处。他出身在四川一个贫苦的农家，因为叔父家没有孩子，便过继给叔父，因此能够上学。他进了云南省的军官学校，后来成了滇军的军官。这支军队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中曾起过重大作用。
一九一六年，朱德晋升为将军，在云南省政府内居高位。凡是当时一个强有力的将领应具有的一切，诸如财产、妾侍、鸦片等等，朱德也无所不有。
抛弃地位、财富，决心参加革命之时，朱德的年龄已经不轻。与他在各个战场战斗时完全一样，他坚韧不拔地与旧我作殊死战。首先，为戒绝鸦片烟，他在上海与汉口之间行驶的英国轮船上待了几个星期，往返数次，直到戒了烟才登岸。他不倦地学习很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向那些年龄就象自己孩子般的学生们虚心求教。
朱德在德国住了四年后，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南昌的警备司令。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朱德组织了反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迈出了创建红军的第一步。后来，他任红军的总司令。直到现在，八月一日仍是新中国军队的建军节。
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朱德也不大愿意谈自己的私生活。尽管他多次婉拒，可是，对他的一生怀有很大兴趣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却不住地对他提出种种问题。就这样，艾格妮丝终于从朱德口中打听到他和他的战友毛泽东一样，在白色恐怖中失去了原来的夫人。朱德在一九二六年与伍若兰结婚。她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斩首。国民党竟把她的头颅悬在柱上曝晒以儆众。
一年后，朱德选择了康克清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康克清是在红军中成长的农村姑娘。朱德对自己的夫人充满自豪，对她的勤勉和旺盛的求知欲一直赞赏不已。他们这对夫妇，在根本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农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他们外表平凡，性格坦率，却包含着过人的领悟力和通过努力积累起来的渊博知识。……
“土匪头目们”
我到延安，来得正是时候。内战事实上已经结束，为了研究新情况的变化，好几个会议正在召开，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挥员和大部分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奉召来到延安。一天，在剧场里，艾格妮丝指着好几个人，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们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一天晚上，我和他们中的几位认识了。
“用不着这么早睡吧？”戏演完的时候，向来喜欢聊天的马海德医生说。“我家里还剩有几瓶红葡萄酒，花生也可以弄得到。”
应马医生之请，来了许多客人，李德的窑洞，简直容纳不下了。“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呵？”朱德对着我嚷道。“现在你正是在土匪中间，国民党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这时候，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场的人好象都知道。
“那是在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赏以二万五千元。我们的总司令看见了，但并没有把这张告示撕掉，他自然很清楚，农民是不会把他出卖给敌人的。一天，朱总司令又从一张这类告示的前面走过，他让人取来一枝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以一元。”这真是比什么宣传都要有效。我们质朴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充满机智的、针锋相对的批语。”
坐在我旁边笑着的男人，蒋介石也许下重金悬赏他的脑袋，数目不比朱德的少。窑洞微弱的灯光朦朦胧胧地照着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就象是遥远的历史年代里的人物。他象太平军的领导人，又象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的英雄。宽宽的肩膀，剃得光光的脑袋，又黑又浓的胡须，他活象《水浒传》里的著名头领，又象罗宾汉似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艾格妮丝告诉我，这个男人就是贺龙。他并不喜欢提起自己的过去。贺龙的父亲曾是“哥老会”的领导人。“哥老会”是遍及全中国的农民秘密组织。贺龙继续其父的地位，年轻时就成为故乡湖南省出名的人物。在他掌握的广大地区里，贺龙袭击、抢掠以买卖鸦片致富的行商。可是，农民们对贺龙的队伍，并不象对军阀的军队那样憎恨。他的队伍决不对本地区的居民劫掠，也决不把当地的鸦片占为己有。
一九二五年，贺龙参加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师长。一九二七年，他率领部属向共产党的军队投诚，不久便到达毛泽东率领的少数农民军的根据地。
在长征中，贺龙的部队比红军主力部队所受的损失还要大。数以千计的战士，有的在雪山冻死，有的则饿死，或被国民党飞机炸死。可是，他的战士们，宁可在长征途中死去，也不逃亡。在行军途中，有数千名青年农民，仰慕贺龙这位农民领袖，志愿加入他的队伍。贺龙本人，在长征中很能吃苦，这是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已惯于饥饿贫困。
“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途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疲累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贺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游击战的名将。从他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巨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触目。
贺龙受到农民的爱戴，并不难理解。不管他到哪一个农村，都是受欢迎的人物。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叼着他喜欢用的烟斗、浓黑的胡须；他那充满佻皮的眼睛，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富于幽默感的贺龙，在西北，不久便同他在故乡湖南一样，大受农民的欢迎。
就连贺龙的受害者，也不说他的坏话。有一次，被贺龙逮捕随即又获释放的一名瑞士传教士波士哈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位“土匪将军”充满好意的发言，使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那个传教士会见记者时是这样说的：“如果农民们对共产党人的真正面貌了解的话，我想是没有人会逃离自己的家园的。”
编者按：王安娜，即安娜利泽博士，西德友好人士。曾是王炳南同志的夫人。她的《我曾为毛战斗》一书，将在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书名改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①Weimar，德国中部的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国会在此开会，颁布了魏玛宪法。魏玛共和国意指执行魏玛宪法时的德国。——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