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今年十七岁了。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在党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白文章进行了一年多的斗争。

我们全家都信天主教。我父亲叫庞荣礼，整天念经、祷告，并且给我讲什么天堂啦，地狱啦。那时我常想：人活着还得受天、地的管制？究竟是怎么回事，闹不清。特别是近几年来，村里村外的人都说俺村是落后村。有的人一提起新华营来就说：“那个村没个搞好”。我听了这些话很纳闷。为什么东边孙村、西边陈固都比俺村强，社员生活好，干劲也大，特别是那些青年，搞民兵活动，搞丰产田，还唱歌。可是我们村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俺村青年能不能向他们学习？俺村的生产啥时候能搞好呢？由于自己年纪小，懂得的事情少，对这些问题，一时找不出正确的答案来。

一九六四年俺村以团支部为核心成立了俱乐部。我非常高兴，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在俱乐部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学唱歌，搞得挺好。我只上过二年初小，识字不多，就连简单的书信也念不下来。在学习中遇到不认得的字，我就问别人，不会写的字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练习写，弄不懂的问题就向别人请教。经过一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把毛主席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全部读完了。

这一年，我们俱乐部还组织青年学习了团的“九大”文件和雷锋的事迹，积极开展了大办好事活动。青年们有的给五保户挑水、扫院子、洗衣服、做被子，也有的给五保户修理房子，劲头挺大。老人们夸我们是毛主席教养出来的好青年。可是天主教道尹白文章，见我们办俱乐部、大办好事就发恨，在群众中说

什么“这群毛孩子成精了，整天东门出来西门进去的，东跑西颠，象个啥样子！”晚上在青年会上我们就讨论了这件事，“为什么办好事还有人说不三不四的话？”大家一时回答不上来。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们才明白了这就是阶级斗争，从此我对白文章警惕了起来。

在我逐步认清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后，我就下定了决心，不但自己要冲出这个落后的圈子，而且还要把家庭拉出来。白文章知道后，就以教法压制我家里人。他和我家里的人说：“毛孩子家胆子不小，大人不管管她还行。”在白文章的威逼下，家里人中了反革命分子的计，整天对我不是张口骂，就是举手打，还在吃饭上刁难我。有时我下工回家早了，俺娘不做饭；回家晚了就把锅刷了。一天早晨，我到家，他们刚好吃完饭，还没来得及刷锅。我就从锅里盛了一碗饭。没等我吃完，俺哥哥就往锅里倒了一盆凉水。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心想如果和家里人这样闹下去，自己是不是会受到更大折磨呢？想来想去，想起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吃皮带，还照常坚持和敌人作战，自己吃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决不能因为怕受折磨，就不和他们斗争。

白文章见这一计失败了，又生一计。一九六四年七月，正是棉花整枝打杈治虫的关键时期，白文章见我和白书芳、庞秀梅等几个青年抽空就到棉花试验田里干活，便在群众中大肆造谣，说什么“人家那不是试验田，那是‘配对田。”还对青年说：“你们甭去试验田干活啦，那是人家书云的后花园。”当时有些青年明明知道这是造谣搞破坏，但是不敢顶这股歪风。有的找到我说：“俺不去试验田干活了，免得人家说七道八的。”我一听又是敌人的诡计，这不仅是破坏科学实验，更重要的是争夺青年一代。当天晚上，我们青年学习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篇文章。我懂得了，我们办的事情如果是被敌人反对，那就说明我们办对了；如果不被敌人反对，那就是我们办错了。从此我心里更亮堂了，越想毛主席的教导，越觉得自己作的对。青年们都纷纷表示要拧成一股绳，把试验田搞好，不让敌人有一点空子可钻。白文章的阴谋又破产了。

白文章是不是就此罢休呢？不，他并没有死心。秋天，他看我们青年又搞了十亩小麦试验田，我和妇代会主任赵贵艮带头投肥。他就把俺爹和俺哥哥叫去，对俺爹说：“今年是个大灾年，你不指着自留地打点粮食，还指着啥？你们书云把粪都弄到队里，你一家子还想吃饭不想吃饭……。”俺爹回来就和我吵起来了，说我成心要把一家子饿死，俺娘也骂我胳膊肘往外扭，哥哥在一边吵嚷着要分自留地、分粪。结果自留地、肥料都分开了。我把分给我的半排子车粪一点没剩，全部背到实验田里了。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管你们千变万化，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变不了。

一九六五年秋前，恐怕坏人破坏我们的实验田，偷队里的东西，我就和赵贵艮每天晚上到实验田里串几遍。白文章觉得我对他防得更严了，就更加怀恨在心。有一天晚上，我和赵贵艮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就听得从村外传来场里招贼了，粮食被偷啦的喊声。我静心一听是从七队传来的。我连忙跑到场里，一看，啥动静也没有，只见白文章和几名看场社员正在场里睡觉，当时我想，可能又是坏分子白文章玩弄的花招。果然，第二天就听到风言风语说：“书云整夜不睡觉，到场里光找人家这个男的那个男的。”俺爹一听气得不得了，回到家不问青红皂白，拉住我一只胳膊就往死里打。俺大爷也在一边帮腔，说什么这个黄毛丫头败了咱家的门风。任随他们怎么打骂，我心里还是想，一定要坚持斗争。

白文章见打骂没有使我屈服，又使了个诡计，叫我哥哥去法院告我。因我哥哥告的情况不实，挨了顿批评，回来后就关上门不叫我进家。我想，我也豁出这条命来了，要和白文章斗到底。我跑到县里去告。由于自己从来没有出过门，没有找到控告机关，只好回来了。可是在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偏偏又让白文章看见了。从县里回来后，俺娘见面就骂我。我一想，这又是白文章给说的。我就赶紧躲在庞秀梅家。从此以后，在白文章的唆使下，老人竟不叫我进家，不给我饭吃。在这种情况下，全村青年姐妹们，这个给我拿个饽饽，那个给我端碗饭，团支部还几次专门召开青年会来支持我的斗争。这使我深深感到同志的深厚情谊，革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可是，这时也有人对我说：“傻闺女，整天不

是爹打，就是娘骂，这是为了啥？胳膊扭不过大腿，一个闺女家好好听爹娘的使唤，长大了找个婆家不就算了吗？何必自找苦吃？”你一言，他一语，说得我前思后想，觉得这个家没法住，就找到团支部说：哪怕是到山里喂了老虎，我也不在家受这份罪了。团支部看到我怕困难了，帮助我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人民服务》。一对照毛主席的话，才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头。遇上了困难就想当“逃兵”，这是革命战士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离开了新华营村，那不正是中了敌人的诡计了吗！我不能走，而且决心要和白文章斗争到底。

白文章见我心不动，嘴不软，照常参加劳动，照常参加俱乐部活动，制不住我，就唆使俺爹狠狠的毒打我，企图把我打服。在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工作就是斗争”，“……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我还想起了刘胡兰大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我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勇敢斗争的精神。当场我就对他们说：刘胡兰被敌人放在铡刀口下，还不动摇，我怎么能向白文章投降！不管你们谁用什么手段，也压服不了我。劝你们不要再上坏人的当了！我坚决与坏人、坏事、坏思想斗争到底。

白文章觉得使用硬手腕也无效，又来了个软法，想把我这个“祸根子”撵走。他便找这个给我提亲，托那个给我说媒。任凭他们说的多好，我也不理睬他们。白文章见这个把戏没耍好，又使了个花招，把俺姥姥、姨、姑、舅等五、六个老教徒都搬来了，围攻我。开始俺姨似乎是疼爱我地说：“妮！我也没儿没女的，你迁到我家去住吧。到那里我供你上学，长大了给你找个好婆家，使几百块钱，几身子好衣裳。”俺娘接着说：“妮！咱家人多，跟你姨吧，只要到那儿好好侍候你姨，不惹你姨生气，就算你孝顺我啦！”我听了这一套话，从头顶上直冒火。我说，找婆家是我自己的事，现在我的年龄还不够。我也不出新华营村，谁也撵不走我。他们见我软也不吃，硬也不招，又来了一次威胁。俺娘接着说：“你要是不找婆家，今后得归我管，不准参加俱乐部，不准搞试验田，不准出去开会，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做活。”我一听就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的这些条件，我一个也不答应。我参加俱乐部活动，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实验田，都是好事，为啥不让我出门？你们为啥要生气呢？问的他们答不上话来。

白文章的诡计使尽了，还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又想办法陷害我。去年抗旱种麦时，我和赵贵艮等几名青年妇女带头掏井。白文章一伙的人就乘机造谣，说什么“人家那不是为了掏井，是为了出通报、受表扬。”他们还企图把我砸死在井里。一天赵贵艮和我正在井底下掏泥，白文章的孩子竟在上边扔下一块砖来，幸亏我机灵，没有被砸着。和敌人作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我一点也不慌，并郑重地向他们说：我们读了毛主席的书，要干一辈子革命，不怕苦，不怕死，你们砸死我一个庞书云，还有千千万万个庞书云，你们永远也砸不完。

正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专区和县上派来了专案工作组，对白文章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进行了调查。原来白文章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他不仅破坏我们青年的革命活动，还破坏队里的农具四十多件，打掉队里一个驴驹子。事情的真相大白，教育了受骗群众，大家认清了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并挖出了生产落后的根子。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认识到要想搞生产斗争必须先搞阶级斗争。白文章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处管制三年。我爹也终于觉悟过来，痛心地对我说：“妮！你算办对了，我当时瞎了眼，上了敌人的当。”俺娘也说：“俺闺女受了那么多的委屈，都怪上了白文章的当。俺哥哥也主动找到团支部书记作检讨，并要求参加俱乐部。现在全家都鼓励我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多做些工作。

这场阶级斗争胜利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首先感谢毛主席的教导，感谢党对我的培养，感谢群众和革命长辈对我的大力支持。今后我一定要戒骄戒躁，学好毛主席著作，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继续锻炼，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